我的大伯伯今年二月驾鹤西去了，他没有生下儿子，两个女儿远嫁外省。一个嫁湖南，一个嫁辽宁，平时少回老家。由于大伯伯没有儿子，生活很不方便，特别是65岁以后，正是寸步难行。
所以他就和我一起生活了近20年

大伯伯刚来我家那会儿，我还没成家。他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就两身换洗衣服，还有一罐子咸菜。我妈给他收拾了西边那间屋，他站在门口，手指头在门框上蹭了两下，说：“添麻烦了。”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这一住，就是小二十年。

他两个女儿，我管她们叫大姐二姐。大姐嫁湖南，二姐嫁辽宁，都是打工时候认识的，嫁过去以后，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电话倒是打，逢年过节也打钱，可钱这东西，到了大伯伯手里，他也就是捏着，半天不吭声。他有个习惯，接完电话要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好像那手机烫手似的。

你说他不想闺女？不可能。有一回过年，大姐打电话来，说今年实在走不开，孩子小，路上折腾。大伯伯对着电话“嗯”了几声，说：“没事，忙你们的。”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扣在桌上，在院子里站了老半天，手插在袖筒里，谁叫都不应。

后来我媳妇说：“大伯伯，进屋吧，外头冷。”他才回过头，笑了一下，说：“这风还挺大。”

他65岁那年，身体就不行了。腿脚不利索，走几步就得歇。村里像他这岁数的，都有儿子在跟前，端水递药，赶集买个东西也方便。他没有。两个闺女远在天边，指望不上。

有一回他跟我说：“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挺没用的。连个儿子都没留下。”

我说：“大伯伯，你这说的啥话。”

他没再往下说，就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挺长，像是把什么话又咽回去了。

其实他闺女也不是不孝顺。大姐每年寄钱，二姐隔三差五寄东西，衣服、补品、那边的特产。可东西到了，大伯伯也就是看一眼，放到柜子里。有一回我见他拿着二姐寄来的一双棉鞋，翻来覆去地看，鞋底子都摸了好几遍。最后也没穿，收起来了。

他说：“留着，留着过年穿。”

可过年也没见他穿。

我那时候没多想，就觉得老人可能舍不得。后来我老想起那一幕——他摸着那双鞋，手指头在鞋面上来回蹭，像在摸什么东西，又像在等什么。

大伯伯在我家，从来不闲着。能干活的时候，扫院子、喂鸡、帮我妈择菜。后来干不动了，就坐在门口，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我下班回来，远远看见他坐在那儿，背有点驼，头一点一点的，像是在打瞌睡，又像是在等谁。他坐的那把椅子，靠背磨得发亮，扶手让他摸得起了包浆。

有一回我问他：“大伯伯，你看啥呢？”

他说：“没看啥，就坐坐。”

后来我媳妇跟我说，大伯伯每天下午都在门口坐，从三点坐到五点。那是以前邮递员送信的时间。早些年，他两个闺女刚嫁出去那会儿，信来得勤。后来电话普及了，信就少了。可他还是那个点坐出去。

没人说得清他到底在等什么。

他走的那天，是今年二月。天还挺冷。早上我给他端了碗粥，他说不想吃，想再躺会儿。我也没多想，就去上班了。中午回来，喊他吃饭，没应。推门进去，人已经走了，脸上挺安详的。他的手搭在枕头边上，指头还微微弯着，像要够什么东西。

收拾他屋子的时候，我在他枕头底下翻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双鞋垫，一双绣着“平安”，一双绣着“回家”。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不是买的。

我大姐二姐赶回来那天，哭得不行。我把布包给她们看，她们愣了半天。大姐说：“这是我出嫁那年，爸让我妈绣的。我妈说，一双给我，一双给妹妹。后来我妈走了，我以为爸早扔了。”

二姐拿着那双“回家”的鞋垫，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都模糊了——“闺女，啥时候回来都行。”

没人知道大伯伯什么时候写的这行字。可能是某个下午，他坐在门口，看着邮递员来的方向，回屋写下的。也可能不是。

他两个闺女，一个嫁湖南，一个嫁辽宁。近二十年，她们回来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大伯伯从来没当面抱怨过。他只是每年腊月，会腌一坛酸菜。我媳妇问他腌这么多干啥，他说：“我闺女爱吃。”

可那坛酸菜，年年腌，年年剩。

他走了以后，我在他柜子最里头，又翻出一坛。封得严严实实，坛子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给大闺女”。旁边还有一坛，写着“给二闺女”。

我大姐二姐走的时候，一人抱了一坛。大姐说：“弟，这酸菜，我带回湖南，能吃好久。”

我说：“姐，那坛子重，路上不好拿。”

她说：“不重。”

后来我老想起大伯伯坐在门口的样子，背对着院子，面朝那条通往村外的路。他等的人，其实早就走远了。

现在那两坛酸菜，不知道她们吃了没有。坛子还在不在。我也没问。

有时候我想，大伯伯这辈子，到底算不算亏。没儿子，闺女又远。可他走的时候，脸上是安详的。

你说，他等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