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统治明朝48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三十八岁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熬到了人生的曙光——登基为帝,改元泰昌。登基大典上,他“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精神抖擞地接受百官朝贺,那份压抑三十八年的委屈,都写在他庄重的仪态里。

即位之初,朱常洛雷厉风行革除弊政:发百万两白银犒劳辽东边防将士、罢免万历年间遭人痛恨的矿税与榷税、澄清吏治严惩贪官……一系列举措让“朝野感动”,大臣们坚信,这位历经磨难的新帝必将带领大明走出困局。然而,谁也没想到,登基仅十天,朱常洛便一病不起;二十天后,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皇帝突然暴毙,创造了明朝皇帝在位时间最短的纪录。
朱常洛的悲剧,从出生起就已注定。他是万历皇帝的长子,却出身“卑微”——母亲王氏原是慈宁宫的宫女,因万历偶然临幸才怀上龙种。这种“意外”的出身,让万历对这个儿子始终带着嫌弃。《明史·神宗本纪》记载,万历得知王氏怀孕后,起初还想隐瞒,直到李太后拿出《内起居注》对质,才被迫承认,封王氏为恭妃。

朱常洛不仅出身不受待见,连长相与天资也未能讨得万历欢心。史载他“貌不扬,性木讷”,与万历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形成鲜明对比——朱常洵聪慧活泼,深得万历喜爱。万历便动了“废长立幼”的心思,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可这一想法,立即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明朝自朱元璋起就定下“嫡长子继承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祖训铁律。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百官纷纷上疏,恳请万历“早立东宫”,维护祖制。
这场围绕太子之位的“国本之争”,持续了整整十五年。万历为了对抗群臣,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不上朝、不批奏章,甚至将数任力主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内阁首辅逼得辞职。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压力和群臣的坚持下,万历才被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此时的朱常洛,已经二十岁,距离出生已过去了二十年。

即便成为太子,朱常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万历对他依旧冷漠,不仅赏赐稀少,连太子应有的仪卫、东宫官员配置都迟迟不落实;郑贵妃更是视他为眼中钉,不断设计陷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场震惊朝野的“梃击案”爆发——一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木棒,冲破东宫侍卫阻拦,径直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幸好被护卫及时制服。
案件审理中,张差供认是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证据直指郑贵妃,朝野哗然,大臣们纷纷要求彻查。可万历却刻意偏袒郑贵妃,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处死张差,随后又秘密处死庞保、刘成,草草结案。这场明显针对太子的刺杀案,最终不了了之,朱常洛虽侥幸保命,却也深深明白,只要万历和郑贵妃在,自己的太子之位就如履薄冰。在这样的压抑与恐惧中,朱常洛又苦熬了十七年,直到万历驾崩,才终于摆脱了“太子”的枷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朱常洛正式即位,改元泰昌。压抑了三十八年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施展自己的治国抱负。他深知万历晚年的弊政已让大明积重难返,因此即位后立即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首先是犒劳边防。当时辽东后金(后来的清朝)崛起,明军屡战屡败,边防将士士气低落。朱常洛下令从内帑中拨出一百万两白银,分发给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将士,解决他们的粮饷问题。这一举措让边防将士深受感动,史载“边军皆呼万岁”,极大地提振了军心。
其次是罢免矿税、榷税。万历年间,为了搜刮钱财,万历派遣大量矿监、税使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激起了无数民变(如苏州织工起义、临清民变)。朱常洛即位后,立即下旨“罢天下矿税、榷税,其税监、矿使悉召回京”。这道圣旨一下,全国百姓欢声雷动,连《明史》都称赞此举“德音甫下,海内欢腾”。
此外,朱常洛还着手整顿吏治。他重新启用了万历年间因直言进谏而被罢官的大臣,如邹元标、王德完等;同时严惩了万历晚年的贪官污吏,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税使。这些举措,让明朝政坛出现了久违的清明气象,大臣们纷纷感叹“大明中兴有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欣欣向荣的景象,仅仅维持了十天。就在朱常洛雄心勃勃推行改革之际,他的身体却突然垮了。
万历驾崩后,郑贵妃深知自己曾多次陷害朱常洛,担心新帝报复,便想通过讨好来保命。她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挑选了八位绝色美人,送入泰昌帝宫中。长期压抑的朱常洛,面对突如其来的美色诱惑,彻底失控了。《国榷》记载,他“退朝后,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日夜与美人厮混,身体很快被掏空。

登基第十天,朱常洛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甚至无法上朝。他深知自己“病起于色”,羞于向大臣启齿,便私下召来内官崔文升为自己治病。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郑贵妃让他“伺帝起居”,此时正好借机插手。崔文升为朱常洛诊断后,开了一剂“通利药”——也就是泻药。
服用泻药后,朱常洛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床褥间”,身体极度虚弱,几乎到了弥留之际。皇帝病重的消息再也瞒不住,很快传遍朝野。大臣们纷纷要求严惩崔文升,认为他是受郑贵妃指使故意加害皇帝。但朱常洛此时还对郑贵妃抱有幻想,竟驳回了大臣们的请求,仅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眼看太医们束手无策,朱常洛的病情越来越重。就在这时,鸿胪寺丞李可灼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有“仙丹”能治百病。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仙丹”不可信,但朱常洛已病急乱投医,坚持要服用。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献上一颗红色的药丸,朱常洛服用后,奇迹发生了——他顿时感觉精神好转,甚至能坐起来吃饭,还称赞李可灼“忠臣也”。

然而,这份“好转”只是回光返照。当天傍晚,朱常洛又觉得身体不适,让李可灼再献一颗红丸。尽管大臣们极力劝阻,他还是服下了第二颗。次日凌晨,宫中突然传出噩耗——泰昌帝朱常洛暴毙身亡,年仅三十八岁。
朱常洛的死,留下了千古难解的“红丸案”。关于红丸的成分,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仙丹”(含汞、铅等重金属的丹药),有人认为是“春药”,也有人认为是普通的补药。而李可灼献药的动机,更是迷雾重重——他是受人指使,还是单纯想邀功?郑贵妃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