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纪晓岚是清代最著名的学者，他以才思敏捷、性情诙谐而受到乾隆帝的宠信，他的特长不在为官，而在为学。可是让人不解的是，纪晓岚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工于诗歌及骈文，长于考证训诂，以他的才华，原本应当著作等身，可遗憾的是，纪晓岚生前除了一本神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外，并无其它著作，纪晓岚去世之后，他的孙子才将他生前诗文整理为《纪文达公遗集》，算上这本文集，纪晓岚一生也不过留下两部著作而已。为何纪晓岚没有留下其他的著作呢？
纪晓岚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此后任翰林院编修，一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从事的都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在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任总纂。这段时间，纪晓岚的诗文倒是不少，可正经的文集未曾出版过一部。
和大家心目中的纪晓岚不同，除了“纪大烟袋”符合事实之外，其他关于他的故事多为后人编造，例如他及刘墉二人和和珅斗智就是纯属笑谈了。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八（1750年7月1日），刘墉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可以说刘墉和纪昀都比和珅大了一代人，而且纪昀主要负责编书，而刘墉虽官至大学士，但长期任职地方，入京后对和珅多采取“模棱”或回避态度，并未构成实质性对抗。和珅真正的对手是章佳・阿桂和王杰。
另外，纪晓岚为人也和大家想象的不同，他天生口吃，而且长相不佳，还高度近视，更有记载说其十分好色。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饭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采蘅子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为每日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孙寰镜《栖霞阁野乘》一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他也提到了纪晓岚吸烟的一件轶事：“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逢乾隆皇帝五十岁大寿，纪晓岚上了一副对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兹以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幅对联将“万寿无疆”巧妙嵌入，另乾隆帝龙颜大悦。
纪昀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亏空钱粮事发，纪晓岚因与其是亲家关系，私自通风告密被乾隆帝流放伊犁，这一去便是六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在刘统勋的举荐下，纪晓岚才被释放回京，并担任总纂官。
编纂《四库全书》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书，须由纂修官加以考订，然后根据内容写出提要，给以评述。当时各省呈送上来的珍本古籍多达数十万册，加上现有的书籍，总数约为100万册。
如此丰富的书籍，就要有众多的人来编辑、抄写。四库馆延请了文士名流360多名。正总裁16人，有皇子、大学士、尚书等，著名的如刘墉、彭元瑞、金简等人均在内；总阅官15人；总纂官3人。尽管有不少朝臣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中来，但自始至终负主要责任的还是纪晓岚。
不难想象，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所要花费的精力，尽管不能说是废寝忘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根本没有其他的时间去写自己的书。因为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各篇都要经过纪晓岚的考核，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得他字斟句酌，再三润饰。在完成审定提要工作后，纪晓岚还要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编，列成总目，成为《四库全书提要》，共二百余卷。
修书绝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纪晓岚和全体四库馆臣不分寒暑，竭尽全力，认真校勘。由于此书过于浩繁，为了便于查阅，而编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乾隆帝认为这200卷仍不便阅读，又命纪晓岚、陆锡熊编辑《简明书目》20卷。
《四库全书》
整部《四库全书》为《永乐大典》的三倍半，约为6亿字。全书共收入3460种书，计75854卷。全书先写四部，以后又陆续缮三部，以及翰林院副本共抄写八部，分别藏于文渊阁、热河文津阁、奉天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淙阁、杭州文澜阁，另外，翰林院保存副本。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终于完成。纪晓岚等人花了十年时间完成此巨著，心情十分激动，最后再写一篇进表献给乾隆帝。纪晓岚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这篇进表写得文采飞扬，同馆人士争相快睹，无不叹服。乾隆帝读了此文也很满足，特命嘉奖。
如果说纪晓岚的前大半生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著书立说的话，这都可以理解。那么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至嘉庆十年（1805年）的这二十多年间应该有时间了吧？当然，时间不是问题，但纪晓岚自己对此有一个说法。
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前，纪晓岚对自己的文采颇为自负。可是《四库全书》成书之后，他的性格大为转变，他的一生没写过什么论著，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部，平时写的一些序记碑类的文章也是随手而弃，不留底稿。他自己说：“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纪晓岚这种谦虚诚实和认真严肃的态度，才是做真学问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制造过多的文化垃圾，也是造孽。其实论纪晓岚的文才，说他写不来出恐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只不过他读万卷书，自认不如古人，羞于著述而已。
纪晓岚这种治学态度确实值得学习，但这并非其无甚著述的唯一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字狱。
清朝时期屡兴的文字狱，剥夺了读书人独立、自由的思考、思想能力，使之成为精神上的“宦官”，造就了无数麻不不仁的奴才和愚民！虽然文字狱很早就有，但清朝的文字狱更为人所熟知。
清朝的文字狱在乾隆时期达到最高峰，据统计，乾隆年间炮制的文字狱大概有一百三十起左右，占到整个清朝文字狱总数的二分之一还多！
文字狱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既导致了很多作品被禁毁、篡改，又使得很多读书人被处死或者全家被株连。剩余的读书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任性撰写，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或者将毕生精力转移到危险性较小的考证之学中，故而清朝考证之学也因此而空前发达。
纪晓岚活跃于乾隆年间，聪明过人的纪晓岚见识过文字狱的恐怖之处，故而不敢随心所欲去奋笔疾书，以免引火烧身。
纪晓岚奉旨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期间，乾隆皇帝就炮制了48起文字狱，接近乾隆年间全部文字狱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
乾隆皇帝打着编书的旗号行毁书之实，机敏的纪晓岚自然能察觉到，不敢违背皇帝意愿的他，只能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对古人的著作进行“阉割”，将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抛到九霄云外，沦为犬儒！
纪晓岚一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没有能力去推翻清朝和改变现状，又不甘心蛰居山野，籍籍无名一生，想要报效朝廷，走上仕途，就只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是纪晓岚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纪昀
在当时，像纪晓岚这样的读书人又何止千千万！充军新疆对纪晓岚的仕途影响很大，此后他又屡遭申斥、革职或降级。当他埋首于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因其长子纪汝佶和西商债务纠纷被弹劾，吏部拟降调，诏改降三级留任，不久，他又因馆臣校书错误，再次被吏议，乾隆皇帝特旨赦免。他在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曾自作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树丛似蠹虫。”这幅对联正好道出了其一生在宦海中的坎坷遭遇。深知伴君如伴虎的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深知如稍有差错就会罹致杀身灭族之祸，他夜以继日地校阅精审提要，幽默诙谐地周旋于上下左右，不是为了取悦君王，而是为了生存。在貌似诙谐幽默的背后潜藏着多少苦涩的滋味！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天资，虽仕途历尽磨难但终于保住了高位和名望。因此，他也曾被指责为“世故”“圆滑”。人们还是能理解和体谅他一生饱含的辛酸和苦衷，被残酷的现实扭曲了的本性。
在自新疆返京路上，纪晓岚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并在晚年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用大量篇幅，描写当年在新疆的所见所闻。《阅微草堂笔记》共有24卷，1100多则。对于此书，纪晓岚本人曾写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虽然《阅微草堂笔记》被定义为怪力乱神的志怪笔记，但纪晓岚所记的那些乡野奇谭应皆有所本，故而为《阅微草堂笔记》写序的郑开禧才会评价道：虽小说，犹正史也！只不过和与之同时代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袁枚的《子不语》相比，这位正部级官员的想象力有些放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