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境困难，身份卑微，蒲松龄生前未能看到《聊斋志异》的刊刻，该书只是在其亲友的小范围内以传抄的形式流传，直到其去世半个世纪后，才得到公开刊布的机会。

青柯亭刊本《聊斋志异》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起杲在余集、鲍廷博等人的帮助下将其收集到的《聊斋志异》编印刊行，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版本，一般称作青柯亭本。从此《聊斋志异》在社会上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流传。

《聊斋志异》刊印后，一纸风行，传遍海内外，成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小说之一。经过多年的不断刊行，《聊斋志异》版本众多，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稿本、抄本、刊本三类。

在目前所知见的《聊斋志异》诸多版本中，以蒲松龄的手稿本最为重要，也最受人们的重视。原因很简单，手稿本出自作者本人之手，最能体现其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原始状态，这是研究《聊斋志异》最为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

在中国古代，小说尽管深受人们喜爱，流传较广，但它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被视为下里巴人的东西，受到官府和正统文人的歧视和排斥，甚至屡屡遭受查禁。在此情况下，作者创作小说不仅获得不了荣誉，甚至还会招致麻烦，不少作者都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往往起个“兰陵笑笑生”、“天花藏主人”之类的化名作为掩护。

在此情况下，作家的小说手稿得不到很好的保存，大多失传。早期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作品受到诸因素的限制，连原书都已不存，更不用说作者的手稿了。

即便在印刷技术较为发达的明清两代，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广为流传的小说同样没有作者的手稿传世，而且就连初刊的版本也看不到。

在蒲松龄前后，《剪灯新话》、《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等，作者的手稿都早已佚失无考。了解这一点就知道，《聊斋志异》的手稿本能保存到现在该有多么不容易，该有多么珍贵。

《蒲松龄志》

除了《聊斋志异》，据袁世硕主编《蒲松龄志》一书介绍，蒲松龄手稿保存至今的还有《鹤轩笔札》、《柳泉居士词稿手迹》、《家政内编》、《家政外编》、《拟表》、《蒲氏族谱》、《聊斋文集》、自跋画像等，几百年后，还能有如此多的手稿传世，这对蒲松龄来说，已经相当幸运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本能流传至今，要归功于蒲松龄后世子孙的妥善保存。蒲松龄去世后，其后人家贫，无力付梓，《聊斋志异》的手稿秘藏家中，其间虽有一些亲友借抄流传，但都能归还，故手稿一直得到较好的保存。

乾隆五年（1740），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在《聊斋志异》题跋中说：“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近乃人竞传写，远迩借求。”由此可以知道蒲松龄去世后《聊斋志异》手稿的保存及流传情况。

到了同治年间，蒲松龄的七世孙蒲价人移居东北，将《聊斋志异》、《聊斋杂著》手稿、《聊斋行乐图》等重要文献随身带走，在辽宁沈阳定居。其后蒲价人将手稿传给儿子蒲英灏，此时已是光绪年间。

蒲松龄画像

蒲英灏曾供职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他先将《聊斋志异》手稿上半部借给依克唐阿阅读，随后再将下半部借给他。不料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依克唐阿死于任所，《聊斋志异》手稿的后半部遂由此下落不明。第二年，蒲英灏作为巡防官镇守西丰，其家也随即迁至该县，《聊斋志异》手稿尚存的部分蒲英灏后来传给其第五子蒲文珊。

其间，有人陆续从蒲氏后人那里借到《聊斋志异》手稿，并将其中的一些作品编选刊行。道光十九年（1839），《聊斋志异拾遗》刊行，该书为容訾所辑，收录作品三十九篇，其底本来自蒲氏后人所藏的手稿本。

同治八年（1869），刘滋桂的父亲从蒲价人那里借到手稿本，选收通行本如青柯亭本失载的作品五十六篇，成《聊斋志异逸编》一书。该书直到1914年才得以刊行。

1933年，袁金铠从蒲文珊那里借到手稿本，选编通行本所无或文字有较大差异的作品二十四篇，以《选印聊斋志异原稿》之名刊印。可见《聊斋志异》刊行后，手稿本因其独特的价值仍受到人们的重视。

《选印聊斋志异原稿》

值得一提的是，袁金铠曾采取威胁利诱的方式，想将该书据为己有，但都被蒲文珊拒绝了。遗憾的是，一起被带到东北的《聊斋行乐图》被蒲氏一位后人变卖，至今不知下落。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东北解放，《聊斋志异》手稿重现于世。关于手稿本的重现，有两种说法。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1948年，西丰进行土改，蒲文珊曾担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因成分及历史问题被西丰县元宝沟村忠信屯农会清算，《聊斋志异》手稿作为旧书被没收，准备用来烧炕引火。

恰巧县政务秘书刘伯涛下乡检查工作，在旧书堆发现了一部《聊斋志异》，拿起来一翻，发现是手稿，而且有蒲松龄的印章，马上意识到这部书不同凡响，经过调查，确定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此时，有两册已被一位叫王慎之的土改队员妻子带到哈尔滨，刘伯涛于是联系相关单位，找回这两册。

还有一种说法，1950年冬，当时的辽东省召开各县市文化科负责人会议，来自西丰的人告知一个消息，该县自称蒲松龄后人的蒲家在分家时，为蒲松龄的手稿争吵得不可开交。文化局负责人得知消息后，通过西丰县相关部门，动员蒲家人将手稿捐献给国家，这部手稿就是《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通识》，苗怀明著，中华书局2026年5月版。

两种说法的内容有很大差别，但都有一定的依据，此外还有别的说法，为此问题还产生过争论，因年代已久，难有定论。

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1951年春，蒲文珊将《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政府，由东北文化部文物处保管。稍后经过重新装裱，当年秋天拨归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这部分手稿来看，共八册，无卷次，有作品二百三十七篇，篇数接近全书的一半，其中第一册卷首有高珩、唐梦赉的序文与蒲松龄的《聊斋自志》，根据字迹来看，其中一百九十篇为蒲松龄本人所抄，另外四十七篇为他人代抄，书眉有蒲松龄过录的王士祯评语及后阅者批语。在手稿本中，有二十八篇作品为通行本失收。

此外，1934年的《北平晨报》曾刊发报道，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藏有一部四十卷的《聊斋志异》原稿。不知道这是否手稿本的另一部分，遗憾的是这一消息一直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成为一桩学术公案。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将《聊斋志异》手稿影印出版，这部珍贵的手稿从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研究的重要文献。

《聊斋志异原稿研究》

最早研究《聊斋志异》手稿的是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仁恺，手稿入藏辽宁省图书馆不久，1951年春夏之交，他着手该书的研究，翻阅了两三个月，将其与青柯亭本进行比勘，随后写了一系列文章，1958年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聊斋志异原稿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