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奇葩王朝，它历史上存在了短短十八年。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总感觉困扰我多年的低血压被它给神奇地治愈了。

这个“王朝”就是南明。（姑且称之为王朝吧）

南明用了十八年时间，现身说法：如何手握一对“王炸”和“四条二”，愣是被人闷在家里，成了“大落（la）”。

明亡之后，南明开局堪称“王炸”。这个“王炸”不单指坏的一面，还有它好的一面，可以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坏的一面是“局面炸裂”。北边有皇太极，西边有张献忠，西北有李自成，每一个都是极其彪悍的狠人。

好的一面是“优势在我”。南明占据了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从淮河往南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全部掌握在南明手里。

东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一路涵盖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之地。西南地区则包含了湖南、湖北、江西、云南、贵州五个省。明朝原有“两京十三省”，南明占了9个。

这还远没完。外加一套完整的南京行政班底。论硬件设施和软件配置，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创业资源。

如果用科学和历史经验去分析，就是找一条狗来当首领，带领大伙干这件事，配合上不要太烂的策略，保底也能搂一个偏安一隅一百年的结果。

可现实打了所有人的脸。

京师被李自成攻下了，山海关也被后金破了，这两件震动国祚的事件，似乎丝毫没有触动南明这伙精英们的神经，他们满门心思还是在内斗，一门心思盘算着——拥立福王、潞王、桂王到底哪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从不去思考拥立谁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更有希望。

人一旦脑子里只剩下“有利”思维后，对现实问题基本上就无解了。马士英、史可法、钱谦益、左良玉这些人为了拥立符合自己价值的皇帝，打得头破血流。

在“大明”的时候，这伙精英人士拒绝与后金议和，拒绝效仿北宋南渡，每天脑子想的全是“斗人斗天斗地”。

终于把崇祯给折腾死了，到了南明后，这份“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恶习被完整保存下来，且继续发扬光大。

忙于内斗，疏于御敌也就罢了。

最令人气愤的是，精英们是怎么想出来“联虏平寇”这样的奇葩战略。就连史可法这样的柱国大臣也是“联虏平寇”的坚定支持者，简直不敢想象南明这伙精英脑子里装得到底是什么？

精英们就是这样的水平，挨骂还是轻的。

后金自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双方打了30年。后金昭然若揭的狼子野心，给明朝带来的伤痛，明朝这伙精英们丝毫没有任何感触，经国治世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文臣如此，武将更好不到哪去。

弘光之后，永历之前，中间夹着隆武、‌鲁王、绍武三个政权。按理说，隆武帝朱聿键是所有南明政权中，最有恢复之志和雄才大略的皇帝，可是落到了“海上巨枭”郑氏父子手中。

郑芝龙这个寡廉鲜耻的“海贼王”丝毫没有民族大义可言，他心里装着的只有他的海上家业和荣华富贵，把隆武帝当成了他投降后金的政治筹码。

1646年，这位“千年海妖”自愿成为后金的“瓮中之鳖”，最终在1661年失去利用价值后，被后金给“大快朵颐”掉了。

郑芝龙降清后，郑家产业传到郑成功手里，郑氏集团的政治表现稍微有所改善，但依旧拉垮极了。

1652年，李定国“两蹶名王”后，曾两次邀请郑成功水陆并进一起北伐。

可是，郑成功的表现实在让人不知如何评价。

李定国第一次邀请郑成功合攻广州，结果迟迟等不到郑成功的水上援军，最终导致北伐陆军总司令李定国“滑铁卢”在广州之战。陆军战败后，郑成功回信安慰说“对不起，书信不方便，耽误了行程”。

李定国第二次邀请郑成功合攻广州时，郑成功的反应更令人瞠目结舌，他在紧锣密鼓地跟后金议和，根本没“料”李定国。等跟后金谈崩了后，李定国败局已定时，假模把式地派了极少海军支援李定国，还有个毛用呀？

永历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跟两次郑成功爽约关系巨大。

毫不客气地说，南明北伐的最佳时机、最佳状态全部错过在他手里，李定国攒得那点家底也被坑得折损过半。

后来，当郑氏与后金彻底谈崩，郑成功想北伐的时候，为时已晚！

李定国已经没有信心和力量去支持配合他，郑成功的北伐终究也以惨败收场。

为什么郑成功对李定国发起的北伐如此不感冒呢？

真相可能令很多人无法接受。

客观地说，郑氏集团严重遗传了南明内斗的恶习。李定国主导的北伐代表了永历政权，郑成功的一切头衔是隆武帝给的，他不是永历的“从龙旧臣，原始股东”。

如果北伐成功，郑成功顶多是一个二级功臣，职位上必定矮李定国一头。既然做不了榜一大哥，那我还出什么力呀。

即便是现在很多场合下，对郑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有一说一，就南明论南明的话，他对南明覆灭责任不小。

为什么这么说？看几个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

——多铎是1649年死的，多尔衮是1650年死的，阿济格是1651年死的，后金入关的四大猛将，只剩一个济尔哈朗是1655年死的，与李定国北伐的时间（1652年）还差3年。

本家猛将基本死绝的前提下，后金已经彻底被伤及筋骨。这个时候，祭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可是呀可是。

晚明留下来的“自私自利”内斗恶习，已经彻底把这伙汉人精英给“夺舍”了。

郑成功信不过永历政权，不愿出兵配合北伐，就不多说了。

永历政权内部也相互信不过。先是永历的内臣不肯给孙可望封王，庆国公陈邦傳伪造永历圣旨擅自封了孙可望为秦王，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成了孙可望叛变的导火线。

孙可望走后，刨去1647年已死的艾能奇，大西四兄弟还剩李定国和刘文秀这对CP效忠明室。

但是李定国和刘文秀也不再是铁板一块，李定国有了孙可望变节的经历后，对刘文秀处处设防，间接导致刘文秀郁郁而终。

这里插播一句。刘文秀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在内政和外战上不及大哥孙可望和二哥李定国，但对明朝和汉族是绝对的忠诚。

刘文秀临死前，所上奏章中，除了忧国忧民以外，结尾时来了这么一句。我这一辈子攒了几罐金子，约摸着有十六万两，我死后把这笔钱捐给朝廷当粮饷。

虏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

就这样的思想觉悟，足以秒杀了崇祯时期的满朝文武和勋贵外戚。就是这么一位忠诚的南明和大汉民族主义战士，最后在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南明第一栋梁”李定国和朝廷的怀疑猜忌中，忧愤而死。

每读史至此，总令人心意难平，甚至容易让人怀疑人生。

按照古人25年为一代的计算方式，南明手握这么好的资源，从最强到暴亡，用了不到一代人。

——在“南明亡国”这件事上，如果这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又该作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