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华清宫，阶前霜未消。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冬晨，七十一岁的高力士身披墨色锦袍，手捧弹劾奏章，站在长生殿的回廊下。他的手指因常年握笔而关节微曲，锦袍领口露出的银丝，与阶前落雪相映。目光越过庭院里的红梅，他望向东方——范阳驿道的烽火已隐约可见，而御座上的玄宗，仍沉浸在与杨贵妃的霓裳羽衣曲中。第三次递上劝谏“勿授安禄山三镇节度”的奏章时，他的声音虽轻，却带着穿透殿宇的坚定：“禄山狼子野心，三镇兵权在手，恐生祸端，陛下不可不防！”殿内的丝竹声骤歇，唯有他手中奏章的朱批“力士言切，然朕信禄山”，在晨光里泛着刺眼的红。

高力士的一生，如宫闱中一块温润的玉，以忠为魂，以谨为质，在唐代宦官专权的浊流里，用“忠而不奸、谨而不媚”的操守，打破了世人对宦官“擅权乱政”的刻板认知，为大唐宫闱立起了一道“尽职守礼”的仪范。他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因家族获罪入宫，被宦官高延福收养，改姓高。《旧唐书·高力士传》载其“性和谨少过，善观时变，不敢骄横”，这份“和谨”，从他侍奉武后时便初见端倪——彼时他虽年幼，却从不因“近侍”身份妄言，武后赞其“识大体，有分寸”；中宗复位后，他因护驾有功，渐获信任；玄宗登基后，他更是凭借“办事周密、直言敢谏”，成为玄宗最倚重的内侍，官至骠骑大将军、齐国公，却始终“权不越位，宠不骄纵”。长安的宫闱脉络，恰是他“忠谨”一生的舞台。从太极宫的朝会殿，到大明宫的紫宸殿，再到华清宫的长生殿，每一处都留下他“尽职守礼”的痕迹：玄宗处理政务时，他侍立一旁，却从不多言，只在玄宗征询时才条理清晰地陈述己见；百官上奏的奏章，他必先核对细节，确保“无错漏、无隐瞒”后再呈递；甚至玄宗与杨贵妃游乐时，他也常以“民生疾苦”委婉劝谏，提醒帝王“不可耽于享乐”。与东汉十常侍、晚唐仇士良等擅权宦官不同，高力士的“权”，始终服务于“辅佐君主、稳定宫闱”——他曾协助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却从不邀功；他手握任免内侍的权力，却从未任人唯亲，反而举荐清廉能干者。长安的百姓虽少见其面，却常听闻“高公公劝陛下减赋税、恤灾民”的传闻，连诗人李白虽曾因“醉草吓蛮书”让高力士脱靴，后来也坦言“力士忠谨，非寻常宦者可比”。

天宝年间的“安禄山之祸”，更显他“忠而敢谏”的风骨。安禄山为求兵权，多次向玄宗献媚，请求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朝中大臣多因“畏玄宗宠信安禄山”而不敢反对。唯有高力士三次上书劝谏：第一次，他指出“三镇地广兵强，一人总领，恐尾大不掉”；第二次，他列举安禄山“私养死士、囤积粮草”的证据；第三次，他甚至在华清宫阶前长跪不起，恳请玄宗“为大唐社稷计，收回成命”。可彼时的玄宗已沉迷享乐，对他的劝谏置若罔闻，最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前，高力士随玄宗出逃蜀地，马嵬坡兵变时，六军将士要求“赐死杨贵妃”，玄宗犹豫不决，是高力士含泪劝谏“陛下若不舍贵妃，恐将士哗变，大唐将亡于今日”，最终促成玄宗赐死杨贵妃，稳住了军心——这份“临危不乱、以大局为重”的忠，比平日的劝谏更显沉重。安史之乱平定后，高力士随玄宗返回长安，却因受李辅国陷害，被贬至巫州（今湖南黔阳）。宝应元年（762年），他得知玄宗驾崩的消息，北望长安，号啕大哭，呕血而亡。代宗感念其忠，下诏将他陪葬玄宗泰陵——这是唐代宦官中绝无仅有的殊荣，也是对他“忠谨侍宫闱”一生的最高认可。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泰陵的陪葬墓前驻足，在史书里翻阅他的劝谏奏章，在当代行政体系中强调“尽职守礼、廉洁奉公”时，仍能感受到高力士“忠谨”精神的温度。他留下的，不仅是一段打破刻板印象的宦官史，更是一种“服务为本、守礼尽责”的职业操守——这种操守，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愈发闪耀着时代光芒。如今，我们的公职人员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高力士般“忠而不私”，把百姓需求放在首位；我们的行政体系强调“权责对等”，如他般“谨而不越”，既不推诿责任，也不滥用权力；我们倡导“廉洁自律”，如他般“宠而不骄”，即便身处重要岗位，也始终守住底线。这份来自大唐宫闱的“服务精神”告诉我们：民族复兴的行政保障，从来不是“权力的张扬”，而是“责任的坚守”；不是“身份的特殊”，而是“操守的纯粹”——如高力士般，以忠谨立身，以服务为本，方能建设一支让人民满意、让国家放心的行政队伍。华清宫的雪早已消融，长安的宫闱也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但高力士“忠谨侍宫闱”的精神，却如渭水的清波，代代不息。它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行政实践中，既要心怀“忠诚”的底色，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也要秉持“谨慎”的态度，守规矩、尽职责，让“服务精神”在民族复兴的路上，绽放出更璀璨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