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冬天，北京城里的清廷表面上还在准备下一年的新政，可朝廷上下其实都憋着一块心病：真要出了乱子，他们到底能调动多少兵？名册上军队总数有上百万，可真到了要用兵的时候才发现，那兵符早就不好使了。这些所谓的军队，要么是老弱病残根本打不了仗，要么是只听地方将领的“私人武装”，清廷的军事家底，早就只剩个空壳子了。

1910年那会儿，清军里头最多的还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旧军队，光八旗和绿营就还有几十万人。可这两支曾经的“正规军”，早就烂到根儿了。

八旗兵自打进了关内就过惯了舒服日子，到1910年，好多人连马都骑不稳，整天就靠朝廷发的粮饷混日子，别说打仗，连维持治安都指望不上。

绿营更夸张，名册上人数不少，其实很多都是军官为了吃空饷编出来的。武器不是生锈的刀枪，就是几十年前的老式鸟铳，真要遇上事，他们溜得比老百姓还快。

后来清廷也试着补救，从绿营和勇营里挑了些还算年轻力壮的，改编成“巡防营”，全国各省都有，加起来也有几十万。

可这巡防营根本是换汤不换药，训练还是老一套，军官不懂现代战术，士兵连新式步枪都用不利索，开枪基本靠运气。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的时候，朝廷调巡防营去镇压，结果他们倒好，冲进军营里一顿抢，比谁动作都快。跟新军“秋毫无犯”的表现一比，这群人的德行彻底暴露。

这些旧军看着数量庞大，却连地方上的小骚乱都搞不定。清廷不敢裁他们，怕他们失业闹事，又没钱给他们换装备、搞训练，只能让他们耗着国库，当个撑场面的摆设。

真正有点战斗力的是清廷花大钱练出来的“新军”。1907年那会儿，朝廷计划编练36镇（师级）新军，可到了1910年，只练成了14镇18协（旅级），总共才15万多人。其中最核心的是袁世凯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大约7万人。

北洋六镇是当时清军里最能打的，装备德国步枪、克虏伯大炮，训练也是德国、日本那套，士兵身高体力都有标准，军官也都是军校毕业。但问题是，这支部队早就姓“袁”不姓“清”。

虽然1909年清廷找了个“脚有毛病”的理由把袁世凯赶回老家，但六镇的统领几乎全是他的人，第四镇统领吴凤岭是袁家仆人的儿子，从小跟袁世凯一起长大；第三镇统领段祺瑞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就连号称用来“监视袁世凯”的第一镇，后来也被他的亲信何宗莲控制。

朝廷想调动北洋军，还得看这些将领的脸色，他们只认“袁宫保”，紫禁城的圣旨早就已经不好使。

地方上的新军就更指望不上了。各省财政紧张，编练进度一拖再拖，广东原计划练两镇，结果只成了一协，1910年起义之后还被遣散了不少；甘肃连一镇都没凑出来，说白了就是旧军换个番号。

湖北第八镇算是地方新军里最像样的，可早就被革命思想渗透，蒋翊武这些革命党都在里面任职，后来直接成了武昌起义的主力。

更要命的是，地方新军的弹药都被朝廷卡着，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官府故意把子弹收走，让他们“有枪没弹”，生怕他们闹事。这样的军队，清廷既不敢用，也用不动。

1910年的清廷，不是没兵是根本调不动。

编练一镇新军一年要花150万两白银，可那时候国库早就空了。庚子赔款压得喘不过气，地方督抚又把大部分税收截留不上缴中央。

新军不是被欠饷，就是缺装备。广东新军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士兵待遇太差，和巡警起冲突之后还没人撑腰。朝廷连军饷都发不出，哪还指挥得动军队？

北洋军听袁世凯的，地方新军要么听督抚的，要么信革命党，没几个人真把清廷放在眼里。

第六镇统领吴禄贞暗地里和革命党联络，还想联合阎锡山打北京；直隶督抚对北洋军的调动百般推脱，生怕得罪袁世凯；就连巡防营也只认本省统领，中央一步都调不动。

整个军队系统变成了“谁给钱听谁的”“谁提拔听谁的”，朝廷的权威早就荡然无存。

清廷练新军本来是想巩固统治，结果却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新军士兵要识字，军官要学西学，这些人接触了“民权”“革命”的思想之后，越练越觉得清廷腐败无能。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之后，连地方绅商都替新军说话，指责朝廷镇压不公，可见军队和社会舆论都已经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改革把军队从“皇权的工具”变成了“独立的力量”，可是清廷又没能力掌控这股力量，最后只能被反噬。

1910年的清廷，手里攥着百万大军的兵符，却连十万能用的兵都调不动。旧军是摆设，新军是异己，就像一栋外表看起来完好的房子，里面的柱子早就被蛀空了。

一年后的武昌起义，北洋军按兵不动，地方新军纷纷倒戈，不过是把这个早就写好的结局搬上了台面。俗话说“兵强马壮定天下”，可当军队不再听从朝廷号令的时候，这个王朝的覆灭也就成了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