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澳门街头，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人带着孩子蹲在街角，举着一块写着"我是

1951年，澳门街头，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人带着孩子蹲在街角，举着一块写着"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将军的遗孀"的木牌，引来无数人驻足围观。

没人想得到，这样一个流落街头讨饭的女人，曾是四川大学中文系高材生，也是为国捐躯的抗战英雄的妻子，她的遭遇，把战后英雄家庭的苦难推上了舆论高峰。

王铭章是四川省新都县，出生于1893年，早年投身川军，他为人刚直不阿，军纪严明，曾因整顿军纪枪毙部下，得罪不少人。

1938年，日军向山东南部全面进攻，国军节节败退，台儿庄面临危局，当时川军被派往前线，王铭章担任88师师长，奉命死守滕县。

滕县保卫战打得异常惨烈，日军兵力是川军的数倍，还配有坦克和重炮，王铭章带着几千川军士兵，靠步枪和手榴弹与敌人硬拼。

他下令全体死守，不退一步，巷战持续三天三夜，城池几度易手，最终弹尽粮绝，王铭章率残部拼死突围未果，壮烈殉国。

这场战役虽然输了，但却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几天时间，后来李宗仁公开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国民政府为此大力表彰王铭章，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并在重庆举行隆重的国葬。

王铭章牺牲那年，他的妻子叶亚华才三十多岁，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才女。

她没选择远走高飞，而是拿出政府发的抚恤金1.2万元，再加上家里的田地，在老家创办了一所中学，取名“铭章中学”，纪念丈夫。

但抗战胜利后，局势变了，土地改革、批斗大会接踵而来，她家成了“地主”家庭，她的知识分子身份也成了原罪。

家里的房产、田地被没收，中学也办不下去了，她自己也遭到多次“教育”，生活处处受限。

到了1951年，眼看实在活不下去了，叶亚华带着儿子王道纲南下，想去找亲戚或逃出大陆。

不料一路上受尽颠簸，辗转流落到澳门时，身上已是分文不剩，为了活命，她写了一块木牌，站在大街上求助。

那块木牌上写着：“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将军的遗孀，现与儿子流落街头，求好心人施舍一口饭。”

她儿子穿着破棉袄，站在她身边，目光呆滞，这一幕被路人拍下，经澳门媒体报道后迅速传开。

当时台湾舆论哗然，不少退役军人和将领纷纷上书，希望台湾当局能妥善安置这位抗战将军的遗属。

蒋介石也看到了报道，批示“妥善安排”。叶亚华母子随后被接到台湾，安置在空军军官学校。

她以中文背景被聘为文学教官，授予准尉军衔，生活算是安顿下来。

儿子王道纲成年后选择出家为僧，法号“恺因”，他说自己不愿再被命运拉扯，只想安安静静过完余生。

叶亚华在台湾的生活一直比较低调，虽然有基本保障，但她从未忘记丈夫牺牲的地方，也一直想回老家看看。

她多次向有关方面表达希望回四川落叶归根的想法，直到2000年后，在一些老兵与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她终于获准返乡。

据说她回成都时，原来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当地政府知道她的身份后，特地为她在市区重建了住所。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时，她亲自前往成都王铭章铜像前献花，已经97岁的她泪流满面。

她对身边人说：“你守了三天三夜，为国家死守到底，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几十年都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命，你走得英勇，可我们活得窝囊。”

这个女人的一生，被一场战争彻底改变，她本来可以做个教师、写文章，过普通生活，但她选择了和一个军人结婚，也承担了这段婚姻带来的所有苦难。

她一生都没改嫁，只为守住王铭章的名节，她说：“我不怪他死在战场上，他是军人，战死是本分，但我没想到的是，活下来的人也没人管我们。”

晚年的叶亚华常在院子里坐着，养花、喂猫，嘴上很少再提过去的事。

邻居们知道她身份的人不多，但她去世那年，成都不少老兵都去送她，很多人没见过她，却说：“她是真正的抗战家属。”

王铭章的名字如今刻在多个抗战纪念碑上，但更多人记住他，是因为那个举着木牌的女人。

她没写诗、没喊口号，就那么一块木牌，把抗战遗属的困境全说尽了。

参考资料： 《抗战川军血与火的记忆》编辑部编，《抗战川军全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