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3岁的抗战女英雄郑苹如被特务押到城外小树林，特务猥琐的笑道：“这么漂亮，下不去手啊”。郑苹如这时提出了一个要求，特务听后心生怜悯，成全了她。 1940年冬，上海郊外的小树林寒风凛冽，枯叶被风卷起，发出沙沙的低鸣。23岁的郑苹如被铁链锁着，步伐沉重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她的衣衫破烂，脸上满是血污与尘土，却掩不住那双清亮的眼睛。押送她的特务斜眼打量着她，嘴角挂着不怀好意的笑，低声嘀咕：“这么个美人，真是舍不得下手。” 郑苹如停下脚步，抬头望向远处阴沉的天空，仿佛在寻找什么。她轻轻开口，声音虚弱却坚定：“你们要杀我，我不求饶。只求一件事，别打我的脸。”特务愣了愣，眼神复杂，最终点了点头。 这一幕，仿佛时间凝固。 但故事的起点，远在数年前的上海滩。 1938年的上海，沦陷已有一年。租界灯红酒绿，表面繁华，实则暗流涌动。日军与汪伪政权掌控城市，街头巷尾弥漫着不安与压抑。郑苹如，20岁，刚刚从戏剧团崭露头角。 她身着旗袍，站在舞台中央，唱腔婉转，眉眼间尽是风情。台下掌声雷动，日本人、汉奸、洋人，目光都离不开这个中日混血的女子。她的父亲郑英伯是同盟会元老，母亲出身日本名门，家教严格却开明，培养出她流利的日语、优雅的谈吐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厚认同。 那晚，演出结束后，郑苹如卸下妆容，独自走在法租界的梧桐树下。 路灯昏黄，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那是沦陷区常见的动荡。她攥紧手中的丝帕，心中燃起一股怒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她无法再安于舞台上的虚幻英雄梦。她渴望做些什么，哪怕代价是生命。 几天后，国民党中统局的陈宝骅登门拜访郑家。他开门见山：“苹如小姐，你的身份和才华，是我们需要的。国家危难，我们要除掉一个大汉奸——丁默邨。” 丁默邨，曾经的军统高官，如今投靠汪伪，掌管“76号”特工总部，双手沾满同胞鲜血。陈宝骅的目光落在郑苹如身上，语气沉重：“这任务危险，但你是唯一能接近他的人。” 郑英伯夫妇沉默良久。母亲紧握女儿的手，眼眶泛红；父亲低头叹息，深知女儿的倔强。 最终，郑苹如自己开口：“我愿意。”那一刻，她的眼神比星光还亮。 --- 郑苹如开始行动。她利用中日混血的身份，频繁出入日本人与汪伪高官的交际圈。一次宴会上，她身着丝绸长裙，举止大方，笑容恰到好处，轻易俘获了丁默邨的注意。 丁默邨年近四十，面容阴鸷，却掩不住对美色的贪婪。他端着酒杯，目光肆无忌惮：“郑小姐，听说你是日本名门之后，怎么会来上海这种地方？”郑苹如轻笑，语带三分娇嗔：“上海有趣，人也更有趣，不是吗？”丁默邨哈哈大笑，当即邀她共舞。 从那天起，郑苹如成了丁默邨的“红人”。 他甚至任命她为私人秘书，频繁邀她吃饭、看戏。郑苹如不动声色，暗中将丁默邨的行程、习惯传递给中统。她知道，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丁默邨虽好色，却非愚人。他曾在军统浸淫多年，嗅觉敏锐，早已派人调查她的底细。 幸而郑苹如的母亲确为日本名门，背景无懈可击，丁默邨才逐渐放松警惕。 中统决定动手。计划定在郑苹如家中：她以请教公事为由，邀丁默邨上门，埋伏的特工将在他进门时开枪。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丁默邨的车停在郑家楼下。 郑苹如站在窗边，心跳如鼓。她轻声说：“丁先生，上来喝杯茶吧。”丁默邨靠在车座上，点燃一支烟，目光在黑暗中闪烁：“不了，改天吧。”他摆摆手，车子缓缓驶离。郑苹如握紧窗帘，指节发白。计划失败了。 失败的阴影并未击垮郑苹如。她继续伪装，与丁默邨周旋，寻找下一次机会。然而，危险正悄然逼近。1940年初，日本人从内部渠道获悉，郑苹如可能是中统特工。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丁默邨耳中。他不动声色，依旧对郑苹如笑脸相迎，甚至邀她共进晚餐。 几天后，丁默邨的副手李士群带人敲开郑家大门，声称有要事相商。 郑苹如的父母毫无防备，她自己也未多想，跟着李士群上了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她感到一阵寒意。车子并未开往丁默邨的宅邸，而是直奔“76号”特工总部。 审讯室里，皮鞭与电刑的折磨接踵而至。 郑苹如的旗袍被撕裂，鲜血染红地面。审讯者咆哮着逼问中统的情报，她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她的身体被摧残得不成样子，但眼神依旧倔强，像冬夜的星辰，冰冷而不可动摇。 最终，敌人放弃了逼供。1940年12月，郑苹如被押往郊外的小树林。 行刑前，她提出了那个令人心碎的请求。枪声响起，23岁的生命就此定格。她倒下时，脸庞完好，宛如生前那般美丽。 丁默邨的结局也不光彩：1947年，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于上海。郑苹如的事迹逐渐流传，后被改编为小说与电影，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抗战巾帼英雄。 小树林的风仍在吹，卷起枯叶，似在低语她的名字。郑苹如用23年的短暂人生，书写了忠诚与无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