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的夏天闷热难熬，中统局长徐恩曾被撤职，回家摔了帽子，连茶都没喝一

1945年，重庆的夏天闷热难熬，中统局长徐恩曾被撤职，回家摔了帽子，连茶都没喝一口，他一肚子火气，心里却不是滋味。

堆在仓库里的几十万斤黄豆发着潮气，发霉的味道窜进鼻子，连个买家都没有。

他不服气，从情报头子干到手握实权，如今说翻脸就翻脸，更郁闷的是，这个烂摊子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时候，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党内派系争斗激烈，蒋介石对徐恩曾本不满，早就怀疑他管不好家事，更掌不住中统这摊子。

事还得从徐的婚姻说起，他和中共叛徒费侠结婚，引来一片质疑，陈果夫、陈立夫当面劝，蒋介石更是直言不讳，说他“驾驭不了这个女人”。

可徐恩曾硬气，咬死不离，偏偏前妻王素卿又出幺蛾子，搞走私、放高利贷，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

戴笠递了几份密报，说徐家人在中印缅边境牵扯走私案，还牵出假钞流通的事，蒋一怒之下，拍板：“永不录用。”

徐恩曾刚下台，手头还有点底子，他不甘心退场，想着做点买卖，听人说黄豆紧俏，市场行情一天一个价，他一拍脑袋，干脆全买了。

三十万斤也好，百万斤也罢，总之把家底几乎压上了，他打算高价出货，狠狠赚一笔。

可惜算盘打得响，行情却像掉下山坡，越跌越快，转眼仓库里的豆子开始虫蛀、霉烂，捂不住了，他的朋友来探望，看着仓库发愁，一言不发地走了。

那天晚上，家里一片沉寂，只有窗外的蝉叫，费侠一边擦汗一边说：“这样拖下去，不如咱自己做豆腐卖。”

徐恩曾呆了一下，半晌没说话，费侠接着说：“你还认识那么多机关的朋友，咱做了豆腐，送进机关食堂，总比烂在仓库强。”徐恩曾蹲在地上，叹了口气，点了头。

第二天，他让人去买了磨浆机和大锅，亲自去老厂子请了几个师傅，豆腐坊没名字，他自己取了个“清白豆腐坊”。

有人说是讽刺，有人说是自嘲。他没解释，只管埋头干活，重庆街头，三轮车一趟趟把豆腐送去机关单位食堂。

有熟人帮忙打招呼，也有旧部下主动来接济，有个叫刘介鲁的中统旧部，先是来帮他拉销路，后来干脆出面收购了部分原料黄豆，把仓库清了一批。

豆腐坊干了大半年，总算没赔，反倒小赚了一笔，徐恩曾脑子活，又识人，渐渐又筹划别的路子。

他知道重庆终归待不久，战争眼看又要打起来，他悄悄处理掉一些资产，带着费侠去了上海。

到上海不久，他盘下一栋洋房，是吴星伯送的，两人老交情，这回算是投桃报李。

徐恩曾没闲着，马上注册了几个公司，一个叫“中国机械农垦公司”，一个叫“中国打捞公司”，都挂个名，外面看着像模像样，其实就是个皮包壳，他把名声打出去，搞投资、借贷，也算做得风生水起。

但他盯上的，是航运，1947年他筹了四千两黄金，又借了一笔款，买了艘旧海轮，改名“台安”。

当时内战正紧张，国民党的海防管理乱成一团，他靠着老关系把“台安”号避开了征调名单，开始跑上海、温州、宁波之间的短途运货线。

刚开始跑得辛苦，运的是杂货和煤，后来他发现有门路搞点“特殊货物”，比如汽油、钢材，这些属于禁运类，但利润极高。

他找中统旧人打点，顺利打通环节，开始大量运货，这一来，利润猛增，甚至有人说他一年赚了上百万美元。

他的船队扩张到三四艘，在长江下游航线上小有垄断。

这一切都靠着他的人脉，过去中统的朋友、下属，有的做了地方官员，有的在部队当参谋，他都一一联络起来。

有人不愿出面，他就让费侠去打点，或是请吃饭、送点钱，反正不愁没门路。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退，有一次差点被海关扣船，第二天就把货清了，换了条路线。

1949年，形势变了，徐恩曾算得准，没等局势恶化，就带着费侠去了台湾。

船卖了一半，钱换成金条运走。到台湾后，他干了一阵贸易，但发现岛上市场小，政策卡得紧，也就渐渐退了下来。

他住在一栋别墅里，养花、养狗，常有人去请教他往事，他很少谈以前，只说一句：“亏是常事，不赔是福。”

徐恩曾活到1985年，临终前还吃得下饭，有人说他命好，有人说他滑头，他没回避这些，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是：“关键是别死在事上头。”

这一生，他从风口浪尖退到市井角落，既有惊险也有机敏，靠的是看得准、下得手、舍得退。

参考资料： 李文海.《中国现代情报人物志》.华文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