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收到了一颗被酒精浸泡的头颅，原来，这是军阀马步芳在向蒋介石邀功，而这颗头颅的主人，就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1931年，江西宁都起义爆发，董振堂扔下黄埔军校授衔的将官身份，带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投奔红军。
这不是转身，这是断路，老同僚转眼成了敌人，部下跟着他走的，是赌命。
进红军第一仗，就打得铁血又彻底，从此跟着红五军团一路南征北战，几次生死线上爬回来的兵，认准了这个出身行伍、不多话的军长。
长征开始，中央红军要突围，红五军团留下断后。
董振堂当时就一句：“我带人守”，没有争，没退缩，明知道这趟十死无生，也没回头。
铁流后卫，一路挡追兵、打伏击，几次差点全军覆没。
毛泽东事后评价红五军团，“铁一样的纪律，钢一样的意志。”可惜，长征走了一半，西路军命运变了调。
1936年底，西征进入河西走廊。
情报出了问题，后勤接不上，周边军阀早已虎视眈眈。董
振堂率部攻下高台，以为能就地扎根，结果马步芳已经调兵两万，从四面包围。
打高台那仗，九天九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不到三千人，守一座孤城，粮没了，水断了，子弹打空了。
最后拼的，是石头、刺刀和一口气。
马步芳是玩狠的，围死城之后，下令一个不留，红军被堵在高台城里，像一块被烈火灼烤的铁。
董振堂腿部中弹，还能端两把枪，站在东门楼上打回去，最后一天，敌军从四面攻破，东门成了最后一道屏障。
弹尽，援绝，人到绝境，董振堂带着残部冲下楼，炸药包和肉搏一起上，炸了自己，也拉一票人陪葬。
马家军进去收尸，董振堂已经炸得血肉模糊，依然被认出。
命没了，名还在，马步芳命人割下头颅，泡进酒精坛，运去南京献给蒋介石邀功。
一个尸首，被泡成“战利品”；一个将军，被当成“标本”展示。
头颅没送成，半路转到青海，藏进西宁中山医院地下，成了没人敢动的“禁忌之物”。
医院老职工提起这个坛子，都绕着走，几十年里，谁都知道这事，但没人敢查、没人愿问。
战后，马步芳逃走，逃得比谁都快，抗战胜利，他被点名为一级战犯，最后躲到埃及，在那边病死。连口供都没留下。
董振堂留下的是血、是尸，是3000人整建制被灭的战例。
直到2015年，故事又翻出一页。
董振堂的儿子董用威，早年就听母亲贾明玉，说起父亲下落不明，家里找了大半辈子，找头颅，找真相，临终前，董用威说什么都要再去西宁。
线索一点点拼，老档案翻，墓地勘查，一坛残破的陶缸下，发现一具浸泡遗骸。
对照DNA，确认身份，几十年找的，就是这颗被割下、被示众、被藏起来的头颅。
葬礼那天，董振堂的照片放在高台旧城遗址前，孙子董乃煌跪下磕头，手里捧着高台的一撮泥。
董用威死前交代，把这泥和照片一块，埋进贾明玉的墓里，家人终于团圆。
马步芳留下的，是屠城、是酷刑、是人血做的地盘。
他在高台杀了三千人，活埋的、凌迟的、曝晒的，用尽手段，只为震慑百姓、讨好南京。
董振堂留下的，是一支西征部队的全灭史，是“人在城在”的军令，是连尸首都不完整的血债。
一头是仇，一头是血；一头是权欲，一头是信念。
2009年，董振堂被评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电视拍了《血战高台》，教材里写了红五军的绝命抵抗。
红西路军纪念馆，立了雕像，头抬着，没低。
枪断、腿断、命断，骨头没断。
这一场仗，不光打出烈士，还打出了后世的传承。
那张军功章没亲手戴上，那顿家常饭没机会吃，但家人守了坟，后人记了名，一个将军的死，从未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