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那年的东北大地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下，抗日烽火在这片黑土地上持续燃烧，在这片敌占区的暗流中，活跃着无数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 在辽宁某个小县城里，有个穿着补丁棉袄的年轻妇女，每天挎着竹篮在街巷叫卖针头线脑，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商贩，竟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重要联络员。 田仲礁自从加入党组织后，便以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为掩护，她总把情报卷成细条塞进发髻的木簪里，遇到盘查时就故意把针线撒得满地都是。 腊月里寒风刺骨，她裹着露棉絮的旧袄子，踩着冻硬的土路往返于县城与郊外，鞋底磨穿就垫上干草继续走。 这份工作看似平常，实则需要异于常人的警觉——每次经过日军岗哨，她都要提前两里地绕路；遇到伪军查货，得故意把针线包抖落得七零八落。 这年深秋，田仲礁照例挎着竹篮往城西去，刚转过街角，突然从巷子里冲出七八个持枪的日本宪兵。 带头的军曹举着张泛黄的照片，对着她的脸反复比对，田仲礁心头一紧，手指悄悄摸向发髻里的木簪，却发现四周早已被堵得水泄不通。 直到被押上囚车时，她还在困惑：自己每次传递情报前都会绕三遍路，接头时总要确认三次暗号，究竟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关东军特高课的审讯室里，烧红的烙铁在铁盆里滋滋作响，审讯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出的每个问题，都像尖刀戳在田仲礁的神经上。 她的十指被竹签刺得血肉模糊，辣椒水灌得鼻腔火辣辣地疼，但始终紧咬着渗血的嘴唇，直到某天深夜，隔壁刑讯室传来熟悉的咳嗽声——那是她丈夫荀玉坤特有的干咳，还夹杂着日语的说笑声。 这个发现如同惊雷炸响在田仲礁耳边，三个月前，荀玉坤说要去哈尔滨跑药材生意，临走时还把家里仅有的银镯子当了作盘缠。 如今这谄媚的笑声，分明是在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田仲礁突然明白过来：自己被捕前最后一次接头，正是丈夫帮着收拾的针线筐，定是那时被他发现了藏在顶针里的密信。 次日受刑时，田仲礁突然瘫软在地，对着审讯官哀求："给我纸笔，我全写出来。" 审讯官得意地扔来纸墨，却见她颤抖着手写道："荀玉坤是双面间谍，他衣襟夹层藏着重要情报。" 这招反间计果然奏效——当夜宪兵队突袭荀玉坤住处，从他贴身衬衣里搜出了田仲礁受刑时偷偷塞进去的假情报，这个叛徒还没来得及辩解，就被当成危险分子秘密处决。 特高课发现上当后，把怒火全倾泻在田仲礁身上，寒冬腊月里，他们把她绑在院中的槐树上，用冰水从头浇到脚；盛夏酷暑时，又把她关进密不透风的铁皮屋。 但无论怎么折磨，这个瘦弱的女人再没吐露半个字，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的坦克碾过东北平原，田仲礁才从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重见光明。 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十指关节全变了形，左耳完全失聪，但眼睛里还闪着光。 此后三年，她跟着四野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身上的旧伤时常发作，却始终不肯下火线。 这些隐蔽战线的斗士们，就像黑土地上的红高粱，纵使被战火摧折，深埋地下的根系仍在孕育新生。 他们或许没有留下照片，墓碑上甚至没有真名，但那些用鲜血写就的密码，那些在刑具下坚守的信念，早已融进民族记忆的基因里。 当今天的我们翻开泛黄的档案，触摸那些褪色的墨迹时，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灼热的温度。 信息参考： 中央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91年）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辽宁省志·军事志》（2000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东北抗联地下工作纪实》（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