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主动请当汉奸的侄子吃饭。突然，她神秘兮兮地说：“孩子，帮

1941年，，一位老妇人主动请当汉奸的侄子吃饭。突然，她神秘兮兮地说：“孩子，帮我弄300发子弹！”汉奸一听，放下碗筷说：“您是疯了吗？” 那年秋末的华北平原上，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硝烟的气息，日军占领区内的某个普通院落里，五十六岁的马宗英正在土灶前忙活。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表面上和村里其他妇女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已经在暗中为八路军传递了三年情报，此刻她正为即将到来的弹药运输任务发愁——部队急需的三百发子弹还卡在县城里运不出来。 这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妇女有着不为人知的经历，年轻时她跟着丈夫参加过农民自卫队，丈夫牺牲后便独自抚养侄子王云蓬长大。 如今侄子成了伪军里的翻译官，这个身份让马宗英既痛心又无奈，但她心里清楚，这个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孩子本性不坏，或许还能争取过来。 腊月初八那天清晨，马宗英特意起了个大早，她把攒了半年的白面揉成面团，将家里最后两只下蛋的母鸡宰了炖汤。 晌午时分，穿着伪军制服的青年推开了斑驳的木门，胸前的铜纽扣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王云蓬闻着久违的鸡肉香，脸上的笑容还没完全绽开，就被姑姑接下来的话惊得差点摔了碗。 灶房里的土墙上映出两个人影，一个佝偻着背在灶台前添柴，一个僵直地站在方桌前，马宗英往灶膛里塞了把麦秸，火星子噼啪爆响的声音盖过了侄子急促的呼吸。 王云蓬的后背已经沁出冷汗，制服的硬领子磨得脖子生疼，他当然知道三百发子弹意味着什么，这要是被日本人发现，姑侄俩的脑袋都得挂在城门口示众。 接下来的七天里，马宗英照常纳鞋底、喂鸡鸭，偶尔挎着竹篮去集市买盐，只有半夜躺在炕上时，她才会睁着眼睛听屋外野狗叫唤，盘算着万一事情败露要怎么掩护其他同志转移。 王云蓬那边也不好过，每天在伪军司令部进进出出，看见日本兵腰间的王八盒子就眼皮直跳，他特意挑了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拎着两瓶衡水老白干去找顶头上司喝酒。 伪军后勤处的仓库建在城隍庙旧址上，青砖墙上还残留着香火熏黑的痕迹，王云蓬借着酒劲大倒苦水，说弟兄们巡逻时连实弹训练都不敢搞，生怕浪费子弹挨太君骂。 酒酣耳热之际，他趁势提出要补充些弹药壮胆，上司打着酒嗝大笔一挥，批条子时还笑话他胆子比庙里的泥菩萨还小。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北风卷着雪粒子往人脖领里钻，马宗英推着独轮车出现在城门口，车板上摞着五层竹制蒸笼，新蒸的杂面馍馍冒着热气。 站岗的伪军认得这是翻译官的姑姑，例行公事地掀开蒸笼盖瞅了两眼，最底下那层笼屉里，三百发黄澄澄的子弹藏在发面馍馍中间，裹着油纸包得像年节供品。 根据《华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记载，当时八路军平均每个战士仅有不到20发子弹，马宗英运送的这批弹药，足够武装半个区小队。 这些子弹后来在春季反扫荡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端掉了日军设在马家集的补给站。 运送任务完成后，马宗英依然住在那个不起眼的小院里，她继续给前线的战士们缝制棉袜，把情报藏在纳好的鞋垫里往外送。王 云蓬依旧穿着那身伪军制服，只是从此之后，伪军司令部丢了几箱手榴弹、少了两桶煤油，日本人的清乡计划总像是被戳破的窗户纸。 直到1944年秋天，这个秘密才被揭开，已经升任武工队交通员的马宗英在护送电台时遭遇伏击，弥留之际把藏匿物资的地点告诉了赶来接应的同志。 她坟头的青石碑上没刻名字，只在背面用朱砂画了朵木棉花——当年丈夫参加农民赤卫队时，袖章上就绣着这样的标记。 如今在华北某县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架褪色的竹制蒸笼，旁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码着三百枚复刻的子弹模型。 泛黄的标签上写着简单的说明："群众自制运输工具，1941年冬"，玻璃展柜倒映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那些模糊的面容仿佛与历史中无数个"马宗英"重叠在一起。 （信息来源：《华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冀南军区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