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

1938年，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有多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1938年3月17日清晨，滕县城头笼罩在呛人的硝烟里。

王铭章蹲在塌了半边的城墙垛口后头，望远镜里晃动着日军第十师团的膏药旗。

突然，他手指头猛地扣紧砖缝——八百米开外的土坡上，有个戴白手套的军官正举着军刀指指点点，马脖子下晃悠的铜牌在晨光里反着刺眼的光。

"看见那个骑栗色马的小胡子没？"

王铭章把望远镜塞给副官李少坤，

"龟尾联队的旗子，这就是龟尾寿三。"

他抓起脚边的中正式步枪，枪管在墙砖上蹭出滋啦一声响：

"你说这千把米的距离，能送他回老家不？"

李少坤没搭话，把三颗子弹挨个在棉袄上蹭了蹭。

城下日军的迫击炮炸得砖石乱飞，他单膝跪地托起枪，准星在硝烟里晃了三晃。

砰砰砰三声脆响划破晨雾，远处那匹栗色马突然扬起前蹄，马背上的人影跟破麻袋似的栽进土沟里。

城墙根底下顿时炸了锅，日军队伍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乱作一团。

这枪声成了滕县保卫战的催命符。

红了眼的日军调来十二门野炮，把东城墙轰得跟筛子似的。

王铭章抹了把脸上的血沫子，抄起大刀片子就往豁口冲。

谁也没瞧见，他棉袄内袋里还揣着去年冬天在西安写的遗嘱，信纸边角都被汗浸得起了毛。

时间倒回半年前，川北德阳的校场上，三千草鞋兵齐刷刷跺脚震起三尺灰。

王铭章站在木头搭的台子上，手里攥着两封电报——封是老家叔爷病危的家书，另一封是军政部的开拔令。

他盯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突然扯开嗓子吼："老子把棺材本都捐给县里修桥了！这趟出去，活着的回来喝庆功酒，死了的魂灵跟着长江水回家！"

部队走到秦岭时，大雪封了山。补给队的骡马冻死了一半，兵士们把棉被拆了裹脚。

有个娃娃兵抖着身子问：

"师长，咱这汉阳造打得过小日本的铁王八吗？"

王铭章把最后半块锅盔塞他手里，指着悬崖边的歪脖子松树："瞧见没？三十年前这树才胳膊粗，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

这话在滕县城头应验了。

守到第三天晌午，西关的电线杆上缠满炸烂的电话线，活像给死人招魂的幡。

炊事班老赵猫着腰往指挥部送饭，看见王铭章正拿刺刀挑开压缩饼干的铁皮盒。

指挥所房梁上吊着盏煤油灯，晃悠的光影里，墙上的作战图被子弹穿了七八个窟窿。

"龟儿子们又上来了！"观察哨扯着破锣嗓子喊。

王铭章抄起捷克式轻机枪就往城楼跑，子弹在青砖上犁出火星子。

二十多个鬼子顶着钢板往缺口挤，守军把最后两箱手榴弹捆成串往下砸。

轰隆一声响，带头的鬼子曹长飞出去三丈远，钢盔滴溜溜滚到护城河里。

打到太阳偏西，城里能喘气的还剩不到三百。

王铭章把花名册揣进贴胸口袋，带着警卫连往城南突围。

路过文昌阁时，他忽然停下脚步——阁楼顶上那口明代铁钟被炮弹削去了半边，露着参差不齐的裂口，像张要吃人的大嘴。

"师座！这边走！"李少坤扯着嗓子吼。

话音没落，机枪子弹追着扫过来，把石板路打得碎石乱崩。

王铭章左腿突然一软，低头看见血顺着绑腿往下淌。

他顺势滚进弹坑，摸出怀表瞅了眼：表壳上嵌着全家福，玻璃早碎了，照片上三个娃娃的笑脸糊着血污。

最后时刻来得比预想快。

日军坦克撞开南门时，王铭章正靠在文庙的断碑旁喘气。

他摸遍全身找子弹，只在裤兜里摸出半截铅笔。

二十米开外，三个鬼子端着刺刀围上来，领头的军曹狞笑着比划割喉动作。

"来啊！龟孙子！"王铭章拄着大刀站起身，刀把上缠的红绸布早成了黑褐色。

他最后瞥见的是天上盘旋的乌鸦，黑压压的像给滕县戴了孝。

当胸穿过的那颗子弹没觉着疼，倒是怀里的遗嘱被热血浸得透湿——那上头写着要把抚恤金捐给家乡修学堂。

七天后，台儿庄的国军阵地上传开个神乎其神的消息：说是有支川军阴兵夜夜袭扰日军营地，带头的将军骑匹枣红马，专挑月黑风高时砍鬼子脑袋。

炊事班的老赵听见这传言，蹲在灶台边抹眼泪——师长那匹坐骑，早半个月就宰了给伤员熬汤了。

后来有人在滕县老城墙根捡到块碎弹片，上头模模糊糊刻着"川"字。

县里老辈人说，这是王师长带的三千草鞋兵，拿命在山东地界盖了枚血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