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冬天，一个名叫杨守山的青年人站在海参崴的码头，望着远方的海平面下定决心：回山东老家。这个在异国船只和码头做了9年劳工的山东汉子，把攒下的银元小心翼翼缝进棉袄夹层，踏上了横跨千里的归途。
那时军阀混战未止，火车既不安全又耗钱，他选择了最原始的方式——步行。从绥芬河踏入中国境内后，他或许走过长春的街巷，或许穿过四平的荒野，白天靠乞讨和打零工换口玉米面糊，夜晚就蜷缩在城郊破庙或陵地角落。最难熬的是寒冬，雪花落满肩头，他紧紧裹住藏着银元的棉袄，那是全家人的希望，一点都不能马虎。
整整9个月的风餐露宿，当他终于站在故乡村口时，连自己都快认不出这片土地。推开家门的瞬间，屋内的妻子愣住了——这个她以为早已客死他乡的男人，竟活生生站在眼前。当年出门时才4岁的儿子，如今已长成能扛起家务的半大小伙，怯生生望着这个陌生的父亲。
妻子颤抖着摸他冻裂的手，发现棉袄里的银元一块没少。这笔血汗钱成了全家的转机：买了几亩薄田，盖起两间土房，日子终于有了盼头。杨守山从此再没离开家乡，守着土地和家人，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岁月流转，当年的青年成了白发老者，他在90岁离世时，家中早已子孙满堂，炕头常围满叽叽喳喳的孩子。9年后的1980年，他的妻子照看完最后一位重外孙，也以89岁高龄安详离去。
这个把银元缝在棉袄里、用双脚丈量归途的男人，就是我的太姥爷。100年前他只身闯荡海参崴的勇气，9个月步行归家的坚韧，还有对家人沉甸甸的责任，都藏在家族的故事里。那些没丢一块的银元，撑起的不仅是当年的家，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希望与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