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老师在课堂上打了8岁的张学思十手板，张学思哇哇大哭:“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没想到大帅府直接把电话打给了老师，不过电话那头，一个女人却说道:“打得好！重谢！”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年仅八岁的张学思因推搡同窗惹怒教习，被罚十下手板，红肿的手掌、撕裂的哭声和他甩出的那句话，让整间教室陷入瘫痪：“我爸是张作霖，我要叫他把你毙了！” 话音未落，师生皆惊，谁敢动张作霖的儿子？更何况，是打了，还让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老师的手仍拿着戒尺，背心已渗出冷汗。 有人试图打圆场，有人悄声劝说冷处理，但这位老师却没有退缩，他选择报告学堂负责人，最终，一通电话被拨进了大帅府。 接听者是府中一名丫鬟，她听完内容后没有应声，只说太太会知晓，十分钟后，电话响回学堂，老师颤抖着接起，等待着可能砸下来的怒火，却意外听到：“老师打得对。” 这是张学思的母亲许澍旸的声音，短暂清晰，毫不犹豫，事情迅速在奉天城内传开，从军营传到衙门，再传到茶楼坊间，张作霖的儿子挨了戒尺，他母亲却说活该。 更令人震惊的是，第二日许澍旸派人送到学堂的不是责问，而是银票和一方匾额：严师重规，没人敢怀疑这位四姨太的态度，她的做法在帅府中掀起极大争议，但她并未改变决定，也未出面辩解。 这种果断背后不是高门大户的家教，而是草根之女自小磨出来的硬骨头，许澍旸出生在一个贫寒村庄，父亲早逝，母亲常年病弱。 她从小就挑水、砍柴、补衣，读书的机会极为有限，但每当乡塾夜间开课，她便蹲在窗外听书，用旧木炭头在地上抄写。 大雨落在泥地上，她也守着没有屋檐的门外，不愿离开一步，她没有老师教，也没有书本可翻，字写得歪，理背得慢，但她记得的比许多村塾的学生都牢靠。 十八岁那年，一场变故改变了她的命运，张作霖带兵路过她的村庄，偶然间注意到正在河边洗衣的她，没几天，一队人马带着聘礼来到她家，张家提出让她做姨太太。 那时候的许澍旸已不再天真，她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母亲极力反对，但她看着屋外那片即将荒废的田地点了头。 进入帅府，她成了四姨太，地位不高不低，吃穿不愁，但日子并不好过，她不争宠，不攀权，也不参与后宅那些女人之间的算计，她每日打理自己小院，早起晚睡，在府中极少出声。 她从下人身上摸清规矩，从书童嘴中探知内宅消息，但她心中始终不曾放弃一件事：教育孩子，她亲自教张学思读书，自己用旧笔墨练字。 每天老夫子上课时，她在窗外听讲，然后晚上将课文一一背诵给儿子听，再让他自己默写，孩子的字写得不好，她就自己练，直到比儿子写得还好。 她买不起金笔银砚，就用旧木炭和破竹条教孩子做笔画，孩子不懂规矩，她便拿自学的家训训诫他，她教得严，孩子怕她却也学得快。 帅府上下皆知四姨太教子极为严苛，哪怕是张作霖也曾劝她放宽些，但她只冷冷一句：“他不是靠姓张活一辈子。”她不求孩子显贵，只要他自立、正直、不欺人。 几年后东北局势紧张，日军节节逼近，张学思已长成青年，他决定离开家门投奔延安，临行前夜，他向母亲告别。 许澍旸没有挽留，也没有哭泣，只交给他一封信和一个小布包，信中未提亲情，只有一句话：自选之路，须用命走完。 她没有再和儿子有太多书信往来，只在他每次立功之后，让人送些厚棉衣和干粮去驻地，她不问他在哪战斗，只关心他有没有堕了她教下的规矩。 张学思在延安入党、参军，从一名普通学员一路成长为我党情报系统的骨干，后在抗战中立下军功，又投身于新中国海军建设，被任命为要职。 他从不以张作霖之子自居，也从未提过帅府的旧事，他的身份多次被调查核实，但最终没人能从他身上找到“反动子弟”的蛛丝马迹。 新中国成立后，许澍旸独居在简陋院落，不享特权，不受供养，她的其他子女也都各奔前程，有的留在国内科研，有的回国服务。 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子女的塑造，而这些子女也用各自的贡献回报了那个曾经背井离乡的母亲。 许澍旸没有留下一句名言，也没有成为任何史书上的人物，但那个冬天的手板、那封写给学堂的信、那辆草料车成了她一生教育理念最真实的注脚。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人民网-辽宁频道 2021年06月17日 关于“【穿越历史的感动】另类帅府四公子海军学院创始人”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