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国学泰斗，在九十五岁高龄、生命最后两个月竟被迫流离失所，最终怀揣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含恨而逝，连一眼故乡的海岸线都未能再见。 这样一位为中华文化鞠躬尽瘁的大师，晚年为何如此凄凉，他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将他推向了那个无法魂归故里的结局？ 故事要从1895年的江苏无锡说起，“钱穆”出生在书香门第，幼年时便一头扎进浩瀚书海，尤其偏爱史学。 在他仅八岁时就能背诵“史记”的列传，十几岁便能将“左传”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活脱脱一个小先生。 可惜好景不长，家道中落让他无力负担大学学费，只能中断学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可是，命运的转折再次到来，这位年轻人并不甘心就此平凡，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学校时开时停，可这些并没能磨掉钱穆的意志。 他白天教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埋头读史、抄书，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名师指点，他硬是凭着一股钻劲儿，啃完了《资治通鉴》、《汉书》等大部头古籍，留下的读书笔记堆积如山。 之后，他便开始向学术刊物投稿，文章不尚空谈，全凭史料说话，考证严谨，这份扎实的功夫，很快吸引了北大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注意。 到了1930年，顾颉刚读完他的一篇论文后拍案叫绝，直接将他破格请进了北京大学，直接一步跨进中国最高学府任教，足见其学问之深。 在北大的生涯，是钱穆一生中的巅峰生活，但却也充满了碰撞，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是拥抱西方，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已死，必须全盘西化。 而钱穆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抱残守缺，而是坚持要从几千年历史中挖掘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他反复强调，中国历史而是一座有生命的宝库，他与主张用西方哲学彻底改造中国思想的“胡适”等人展开论战，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靠照搬，而应立足于自身的传统。 这场争论虽一度让二人关系紧张，却也推动了学界对传统的重新审视。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等着他，直到抗战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背着一箱箱珍贵的图书辗转各地。 从西南联大到云南大学，他坚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授课，教室有时是山洞，有时是破庙。 昆明一个台风夜，屋顶漏雨如注，他蹲在地上用脸盆接水，只为保住几本古籍，他说：“这是华夏文明的血脉，不能断在我手里。” 抗战硝烟散尽，内战又起，1949年，钱穆南下香港，他发现，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中文教育极度匮乏，中华文化的根脉在此地几近断裂，这让他忧心忡忡。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到了1950年，新亚书院在几间租来的民房里成立，条件简陋到连粉笔都要省着用，为了几百港元的办学经费，年过半百的钱穆穿着旧长衫，在风雨中四处奔走“化缘”。 他用行动证明：中华文化不能丢，哪怕在海外，也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直到十六年后，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学校合并，最终发展成今天享誉亚洲的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钱穆应蒋介石之邀移居台北，那时的他已七十二岁，政府特意为他在外双溪建了一栋小楼，他取名“素书楼”，意为朴素讲学之所。 在这里，他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重要著作，每周末开办讲座，听者非常多，他讲《论语》、讲《孟子》，总能从古老的文本里，讲出对现实的深刻洞见，听过的人都说，钱穆真是个“明白人”，看问题看得太透。 谁知，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被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早年为创办新亚书院，钱穆确实接受过台湾方面的资助。 到了九十年代初，台湾政局变了天，有人便拿素书楼的产权说事，指控他“非法占用公家房产”，这位一生不肯为权贵站台的硬骨头，在一些人眼里成了块“绊脚石”。 面对羞辱性的指控，钱穆没有辩解，只平静地带着几箱书，搬离了素书楼。 这次驱逐，对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搬家后不到两个月，钱穆的精神与身体便迅速垮塌，撒手人寰。 在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故乡无锡，希望能将骨灰撒入太湖，可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终究成了他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 虽然钱穆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没人能拿走，他的《国史》至今仍是无数人了解中国历史的入门必读，他证明了历史不是故纸堆，而是能为今人指路的活学问。 有人说，钱穆是一位活得太较真的理想主义者，可也正是这份较真与风骨，才让他在乱世中为中华文脉保留了一片火种。 【信源】人民日报海外版——台湾觅钱穆：素书楼外月初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