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陈中柱怀孕的妻子，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向日军司令当面索要丈夫的头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陈中柱没像一些高官一样往后方跑，他选择留在前线，跟日本人死磕。几年打下来，他已经是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的少将司令，手底下有一帮愿意跟他卖命的兄弟。 陈中柱的上司，总指挥叫李长江，这哥们儿骨头软，琢磨着跟日本人“合作”，当个“曲线救国”的汉奸。 1941年2月，李长江摆下鸿门宴，逼着手下的司令们跟他一起投靠汪伪政府。陈中柱当场就炸了，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溜出会场，回到部队，对着兄弟们吼了一嗓子：“我们宁可做土匪，也绝不做汉奸！” 就这么着，他带着部队跟李长江掰了，在敌后继续扛着打鬼子。 这种有骨气的人，日本人最恨。日军驻泰州司令南部襄吉，早就把陈中柱的名字写在了必杀名单上，还悬赏要他的人头。 1941年6月初，大祸临头。 日伪军集结重兵，铁了心要拔掉陈中柱这颗钉子。陈中柱的部队被死死围困在盐城建湖的蚌蜒河一带。那时候的通讯基本靠吼，情报失误，我方援军迟迟未到，陈中柱他们成了孤军。 打了几天几夜，弹药快光了，人也越打越少。最后，他们被逼到河边，只有几条破船。日军的汽艇突突突地开过来，机枪子弹像下雨一样。 6月7日凌晨，陈中柱知道，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忌日了。他匆匆找到躲在小船上的妻子王志芳和女儿宁宝。当时王志芳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已经快七个月了。 他摸着女儿的头，对妻子说：“志芳，我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的命。我要去了。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叫‘陈志’，让他别忘了我的志向！” 说完，他把妻女托付给卫兵，自己带着最后的弟兄，冲上了岸，迎着日军最猛的火力冲了过去。 陈中柱一米八的大个子，在战场上太显眼了。日军的机枪手一下就锁定了他。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响，六发子弹洞穿了他的胸膛。将军倒下了，年仅35岁。 战斗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陈中柱的尸体。一个日本军官狞笑着，挥刀割下了他的头颅，用木盒装着，带回泰州去领赏。他们甚至还把将军的头颅挂在镇上示众，企图摧垮当地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消息传到王志芳耳朵里时，她感觉天都塌了。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丈夫那具无头的遗体。一口用门板临时拼凑的棺材，就是将军最后的归宿。 跪在坟前，王志芳没有嚎啕大哭。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像火一样在烧：我必须把丈夫的头拿回来。他为国捐躯，得让他完完整整地走。 几天后，泰州城，日军司令部门口，一个怀着孕的女人，牵着一个孩子，平静地站在荷枪实弹的哨兵面前。她对哨兵说：“请报告南部司令官，陈中柱将军的妻子王志芳，前来拜见。” 南部襄吉听到报告时有点好奇，也有点猫捉老鼠的得意，下令：“让她进来。” 王志芳挺直了腰板，牵着女儿的手，一步一步走进了那个杀气腾腾的司令部。女儿宁宝吓得小脸发白，紧紧攥着妈妈的手。王志芳能感到腹中的胎儿也在不安地踢腾。 但她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她见到了南部襄吉。那个下令杀害自己丈夫，并割下头颅的刽子手。 没有下跪，没有哭诉，没有哀求。 王志芳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而坚定地说：“我是陈中柱将军的夫人。我今天来，是来要我丈夫的人头的！他为国战死，是军人的本分。你们杀他，各为其主，我无话可说。但你们割下他的头颅，悬挂示众，这是对武士精神的侮辱，也不合人道。我今天只要我丈夫的头，让他全尸而返，入土为安。” 整个大厅，死一般寂静。 她不是在乞求，而是在宣告一种权利，一种属于胜利者的精神权利。 南部襄吉沉默了很久。他或许是出于伪善的宣传目的，或许是真的被这种超越生死的勇气所折服。他挥了挥手。 一个日本兵捧上一个木盒，打开。里面是一个玻璃瓶，装着泡在药水里的陈中柱的头颅。 那一刻，王志芳的心像被生生撕开。但她没有失态。她稳稳地接过那个木盒，紧紧抱在怀里，就像抱着最珍贵的宝贝。然后，她向南部襄吉微微点头，不是感谢，而是一种礼节性的告别。 她转身，牵着女儿，在所有日本兵的注视下，一步步走出了司令部。 那一天，她走进的是一个魔窟，抱回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回到住处，王志芳亲手打开了玻璃瓶，擦干了丈夫脸上的药水，然后一针一线，亲手将丈夫的头颅和身体缝合在一起。 下葬那天，乡亲们凑钱买了一口好棺材，换下了那副门板。没有哀乐，没有仪仗队，只有无声的泪水。 王志芳带着两个女儿，还有一个遗腹子，就留在了泰州。她说：“我要守着他，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陈中柱将军举行了追悼会，追赠他为陆军中将。 1987年，人民政府正式追认陈中柱为革命烈士。而王志芳老人，一生没有再嫁。她把三个子女抚养成人。王志芳老人一直活到了2017年，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