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工人爬上白塔进行维修，突然，在墙缝中发现一张泛黄纸张，随手就揉成团扔下楼梯。纸团不偏不倚掉在楼下老吴头上。 1982年的呼和浩特，城郊那座矗立了快一千年的万部华严经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塔”，因为年代久了，塔身有些破损，文物局就组织了一队人去修缮。这可是个正经活儿，一砖一瓦都得小心伺候。 干活的师傅里头，有一位爬到了塔顶清理着砖缝里的杂草和积土。就在这时，他指尖碰到个软中带硬的东西。从砖缝里掏出来一看，是张泛黄的纸，上面印着些看不懂的红字黑字，还有些图案。 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哪见过这个。塔上风又大，师傅心里嘀咕，这别是过去什么人塞在里面的“符”吧？觉得有点晦气，想也没想，就把这“垃圾”随手一揉，从塔顶上给扔了下去。 巧了，这纸团在空中划了个弧线，不偏不倚，“啪”一下，掉在了塔底下背着手监工的老吴头上。老吴是文物局派来的现场负责人，刚想抬头骂两句，却见掉下来的是个纸团。他弯腰捡起来，本想看看是哪个小子捣乱，可打开纸团的一瞬间，他愣住了。 老吴虽然不是顶级专家，但毕竟在文物单位工作，天天跟老物件打交道，眼力还是有的。他一看这纸的质地、上面的印章和那些奇特的文字，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东西不简单。 这一下，把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给“砸”出来了。 这张小小的纸片，就是后来震惊了考古界和金融史学界的“中统元宝交钞”。 这张“纸币”。它长大概16厘米，宽9厘米多点，比我们现在的一百块钱要大一些。纸张是用桑树皮、麻之类的原料做的，拿在手里有一种特殊的柔韧感，这是元代造钞的专用纸。 纸币最上面，是六个工整的汉字：“中统元宝交钞”。这就跟我们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一样，是它的“名头”，告诉大家这是什么，谁发行的。 下面是一个花纹框起来的区域，信息量很大。正中间是面额“壹拾文”，为了让不识字的老百姓也能看懂，底下还特别贴心地印了十枚铜钱的图案。这种设计，现在看都觉得挺人性化的。 最有意思的是它的防伪和编号系统。在纸币的右边，写着“字料”，盖着一个红色的“动”字印，下面是编号“390”；左边写着“字号”，手写了一个草体的“光”字，下面是编号“51”。连起来，这张钞票的完整编号就是“动字料390，光字号51”。这种用天干地支或者《千字文》来做冠字号的方式，是相当高级的防伪手段。 除此之外，纸币上还印着十一行小字，核心内容有几个： 第一，发行机构是“行中书省”，这是元代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说明了它的权威性。 第二，全国通用，不限时间（“诸路通行”、“不限年月”）。 第三，严厉的法律警告：“伪造者斩，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这句话够直白了，造假直接砍头，而举报的人，不仅能拿到五锭白银的巨额奖金，还能把造假者的全部家产都划拉到自己名下。这在当时，绝对是能让人豁出命去的举报激励。 这张“壹拾文”交钞的发现，直接把有实物佐证的中国纸币史，乃至世界纸币史，往前实打实地推进了一大截。根据史料记载，瑞典在1661年才发行纸币，比我们晚了整整600多年。而这张“中统元宝交钞”，正是发行于元世祖忽必烈的中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现存最早的由官方正式印发、流通的纸币实物。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元朝，而不是更早的宋朝或者更富庶的唐朝，把纸币玩得这么明白，甚至做到了全国强制流通呢？ 这事儿就得从元朝的“家底”和思路说起。 唐代的“飞钱”其实更像是一种汇票，解决的是商人长途贩运现款的麻烦。宋代的“交子”、“会子”虽然已经是真正的纸币了，但在大部分地区，铜钱和铁钱依然是主流。 可元朝不一样。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对于叮当作响还死沉的金属货币，天生就不太感冒。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元朝的疆域太大了，从东亚到欧洲，广阔的疆域内经济活动频繁，如果还用铜钱，那得铸多少才够？运输成本又有多高？ 所以，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流通纸币，也就是“宝钞”，而把金银和铜钱都回收到国家手里，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这在经济学上叫“银本位制”。《新元史》里说得很清楚，“以银为母，以中统为子”，意思是纸币是“儿子”，白银是“母亲”，发行多少纸币，背后得有相应的金银储备撑腰。老百姓随时可以拿着纸币去官方的“钞库”兑换成白银。 有了这个信用基础，纸币才能被大家接受。你想想，一张纸本身不值钱，大家愿意用它买东西，买的是它背后代表的那个“信用”。在元代前期，这个信用体系维持得相当不错。 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来到元大都时，看到中国人用小小的纸片就能买卖任何东西，简直惊呆了。他在游记里把这形容为“大汗的点金术”。 其实，这就是国家信用和金融体系的力量。适当的货币发行，能把民间的财富集中起来，办国家想办的大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种“钞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