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潮汕知府陈兆棠，走上绞刑台，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被五花大绑地悬挂在房檐下，嘴里塞满干粪，虽然他看起来可怜，却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丝毫的同情。 这事儿得从两场气氛截然不同的“热闹”说起。 第一场是1908年。广东潮州府，风声鹤唳。知府衙门外头，一夜之间处决了三百多号所谓的“盗匪”。按理说，官府剿匪，百姓该拍手称快吧？可那天，整个潮州城静得可怕。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街上连个鬼影都没有，更别提叫好声了。那三百多条人命，就像投入深潭的石子，连个响儿都没有，只有一股寒气，顺着街巷往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钻。 第二场是三年后的1911年，还是潮州城。这次要被处决的，是当年那个杀伐果断的知府陈兆棠。这回可不一样了，全城的人都涌了出来，扶老携幼，比过年还热闹。鞭炮声、欢呼声、叫骂声混成一片。人们在他被行刑的梯子旁，挂上了一副大字：“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三年前他杀人，百姓怕得发抖；三年后他被杀，百姓却兴高采烈。这位被百姓称为“陈屠伯”的知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说陈兆棠的出身，那可真是没得挑。他爹是陈士杰，给曾国藩当过幕僚，官至山东巡抚，是响当当的封疆大吏。家里为了培养他，专门请来了清末的大儒，帝师王闿运当老师。这配置，放现在就是顶级私教，冲着清华北大去的。 可偏偏陈兆棠有点“偏科”，在科举这条正道上，他就是不开窍。考了十几年，连个举人都没捞着，身边一块长大的兄弟侄子，好几个都进了翰林院，就他一个，成了家族里的“异类”。 路走不通，那就换条道。1889年，陈兆棠彻底放弃了科举，家里花钱给他捐了个“五品同知衔”，直接绕过考试，去四川当知县。 可他运气也不算好，官还没上任，父母接连去世，按规矩得回家守孝。这一守，又是好几年。等到他1895年再次出山时，大清已经不是原来的大清了。甲午一战，国运飘摇，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股焦躁和不安。 乱世，恰恰成了陈兆棠这种人的舞台。 陈兆棠最初在四川当地方官，那叫一个雷厉风行。修书院、剿土匪、断积案，干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在剿匪这件事上，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当时四川很多地方匪患严重，百姓苦不堪言。陈兆棠一到任，立马着手整顿，他信奉的只有一条铁律：乱世用重典。他的法子简单粗暴：抓到就杀，绝不手软。比如在崇庆州，他搞“保甲连坐”，一人作匪，全家邻里都要受罚；又重金悬赏，鼓励告密。一年下来，他杀了三百多人。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地方治安迅速好转，上司对他赞不绝口，把他当成了“剿匪能手”。成都知府刘心源看中他，两广总督岑春煊也看中他。岑春煊是当时跟袁世凯南北齐名的猛人，他发现陈兆棠跟自己是一路人：聪明、能干、最关键的是，手腕够硬。 就这样，陈兆棠跟着岑春煊一路高升，从四川到了两广。在广西，他自己拉起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棠字军”，全是湖南老乡，专门用来剿匪。他带兵确实有两下子，身先士卒，很快就肃清了广西全省的匪患，成了岑春煊手下的头号军事干将。 1907年，陈兆棠被调到广东惠州当知府，这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他“凶名”的顶点。 当时的广东，比广西还要复杂。这里的“匪”，成分很不一样。有活不下去的饥民，有反抗官府的会党，更有不少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可在陈兆棠眼里，这些人没区别，通通都是“乱臣贼子”，都该杀。 他把在四川、广西那套“清乡”的血腥手段，变本加厉地用在了惠州。他定人生死的标准是什么呢？非常随意。有时候就凭乡绅的一张名单，说谁是匪，谁就是匪，抓来就杀，连审问都省了。有一次，绑匪用钱贿赂，结果被绑的良家子弟反倒被当成匪徒给杀了。事后发现杀错了，也就那么不了了之。 “陈屠伯”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他的恩师王闿运听说了这些事，痛心疾首，写信劝他：“杀戮太重，恐有报应。”劝他学学古代的韩愈，写一篇《祭鳄鱼文》，用仁政去教化，而不是一味地杀。 可当时的陈兆棠，哪里听得进这些“书生之见”。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大清扫除障碍，是在建立功业。他杀的人越多，得到的赏识也越多。 于是，就有了1908年那个死寂的清晨。当三百多颗人头落地时，潮州百姓感到的不是安全，而是恐惧。 三年时间，足以让天翻地覆。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大清的丧钟敲响了。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潮州也很快光复。革命军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民愤极大的陈兆棠。 百姓们压抑了三年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他们冲进府衙，把陈兆棠拖到街上。照片记录下了他最后的时刻：辫子被剪，官服被扒，五花大绑，嘴里据说还被塞了秽物，极尽羞辱。 行刑的士兵对着他连开数枪，有人说13枪，有人说19枪，具体数字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每一声枪响，都像是民众的一次呐喊。曾经让他平步青云的“功绩”，最终成了催他上路的“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