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天晚上，彭德怀意外地发现桌上摆着几根水灵灵的黄瓜，他没有多想拿起一根就咬了一口，但刚吃一口，他就停下了。他让人把管理员叫来，问黄瓜是从哪里来的？管理员告诉他是在集市上买的。彭德怀又问：“战士们都有吗？”管理员犹豫了一下，没敢说话。彭德怀的脸立刻沉下来。后来彭德怀因为这根黄瓜向团以上干部公开道歉。 1947年的夏天，西北黄土高原，尘土飞扬，太阳毒辣得像要把地面蒸裂。就在这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彭德怀带着他的西北野战兵团，在和胡宗南的25万重装部队周旋。兵力悬殊，装备差距巨大，但彭德怀硬是靠着过人的胆略和冷静的指挥，一次又一次打出胜仗，把胡宗南逼得节节败退。 这一年六月，部队北上三边，穿越沙漠。没水、没菜，粮食也紧张，战士们靠着一口干粮，一点咸菜，在戈壁和沙丘之间跋涉。干渴得厉害的时候，战士们就舔舔湿毛巾缓一缓，甚至捧一捧沙土就假装咽口水。谁也没说什么，没人喊苦——因为彭德怀不喊。他和战士们吃一样的干粮，喝一样浑的水，衣服上也是一身土，分不清他是将军，还是一名普通的班长。 就这么熬到了那天晚上，部队终于走出了沙区，扎了营。太阳下山了，地面余温还烫脚。彭德怀回到指挥部，警卫员端上饭，他正准备吃，却发现饭桌上摆着几根新鲜黄瓜——绿油油、水灵灵，在这鬼地方，格外显眼。 他拿起一根，咬了一口，立马停住了。他抬头问身边的人：“这黄瓜哪来的？” 管理员说，是在集市上买的。 彭德怀又问：“战士们都有吗？” 管理员愣住了，没回答。沉默就是答案。 彭德怀脸当即就沉下来，放下黄瓜站起身，说了句：“叫管理员来。”管理员战战兢兢地到了，他没骂，只是问了几句，就走出了屋子。 这件事看似小得不能再小，不过几根黄瓜而已。但对彭德怀来说，这不是吃不吃黄瓜的问题，而是纪律和公心的问题。他带着一支队伍穿越沙漠，每一个战士都在忍着干渴，他这个司令员怎么能单独享受？哪怕只是几根黄瓜——只要不是人人都有，那就不该出现在他桌上。 很多年后，习仲勋回忆这事，还说彭总是“把自己看得最轻、把战士看得最重的人”。 第二天，彭德怀当着团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违反了纪律。今天我向大家检讨，也请你们监督我。” 说完，他把剩下的黄瓜全都送去了卫生队——给那些还在高烧、伤口感染的伤员们补补水。 这不是彭德怀唯一一次“较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那边天安门城楼上刚刚响起新中国的第一声礼炮，这边彭德怀却在路上，带着几十万官兵继续西进。新疆还没解放，他不能停。他在部队说：“全国还没完全解放，我们不能居功自傲、贪图享受。” 到了乌鲁木齐，当地群众热情高涨，欢迎队伍敲锣打鼓，游行的人抬着他的画像。一张画像上的彭德怀画得英气十足，不知是哪个热情画家的手笔。可彭德怀看了一眼，脸就沉下来了。 他挡住队伍，直接扯下自己的画像，拉住游行的人说：“别抬这个了，你们要抬，就抬毛主席，抬朱总司令，要抬红旗！” 一旁的群众还没反应过来，以为他是个捣乱的，还冲上来问他：“你知道这是谁吗？彭德怀！你敢撕他的画像？” 彭德怀笑了笑，说：“同志们，我就是彭德怀。” 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功臣”或者“英雄”。他不愿做榜样牌子上的人，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 1955年，军衔制开始实行。彭德怀是国防部长，统管军队评衔，事事亲力亲为。一天回家，看到侄子彭起超在客厅，脸拉得老长。 “怎么回来了？”彭德怀问。 “我对你有意见。”彭起超站起来，满脸不服气：“我本该评上尉，结果给我压成中尉，我知道，是你给压下来的！” 彭德怀不急，问：“说说看，你为什么觉得该评上尉？” 侄子一条条列出：抗日时候参军，打过仗、受过伤，原来就是副连长……按条件确实够。 彭德怀听完，说：“你说得没错，院长也找我提过，说你可能吃亏了。但我坚持压你一级。” “你为什么？我可是你侄子！” 彭德怀正色道：“正因为你是我侄子，我才不能让你‘得月’。我们评军衔，要让几十万干部信服。如果你占了便宜，别人怎么想？他们会说，军衔不是看本事，是看有没有个‘部长伯伯’。对不起，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第二天清晨，彭起超气不过，连早饭都没吃就上了车。火车快开的时候，妹妹彭钢追了过来，把一条围巾和一封信塞给他。 信不长，但彭德怀的话写得掷地有声：“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不吃亏。你既为彭家人，就要遵守彭家的家风：清正、廉洁、诚实。‘近水楼台不得月’，你现在不理解，但以后你会懂。” 这个“不得月”的规矩，彭德怀一辈子都没打破过。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也一样。 有一次，一位随军记者注意到：志愿军司令部伙食清苦，每顿饭就是几块咸菜、两碗米饭、一点白菜豆腐。彭德怀吃得很香。战士们吃啥，他就吃啥。 在朝鲜，他几次负伤，都不声张。别人劝他转移，他说：“我的命，不比一名战士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