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00名乌克兰专家来中国做出巨大贡献后，在采访中竟然嚎啕大哭，他们在中国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何在采访中会痛哭流涕？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接过了大批前苏联留下的军事工业遗产，那些曾经为航母设计动力系统、为导弹绘制图纸的工程师，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工厂停转，项目中止，科研预算被砍得七零八落，瓦西里原本是黑海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彼得曾在航天研究所主导多个项目，他们本是掌控先进技术的核心人物，但突然之间，所有知识都成了“无用之物”，车间里不再有焊花飞溅，实验室的仪器覆盖上了灰尘，他们的工资从原本的150卢布跌到只有零头，连取暖的煤都成了奢侈品。 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他们开始尝试转型，有人开出租，有人摆摊卖旧零件，可对于那些从年轻时就钻进图纸世界、几十年如一日攻克工程难题的人来说，放下焊枪和计算器，拿起秤砣和算盘，是极大的心理落差，他们不是不愿意低头，而是根本不知道除了技术，还能靠什么维持生活。 正当他们在乌克兰的寒冬中艰难求生时，来自中国的一项邀请改变了局面，那是一份看起来平实却分量极重的合作意向，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正经历快速发展，但在技术层面却因为多年的封闭落后而存在巨大空白，中国需要这些专家，而他们也急需一个能重新发挥价值的地方。 最初，很多人对这项提议并不抱太大希望，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中：物资匮乏、设施简陋，但现实太过冰冷，继续留在乌克兰意味着继续贫困下去，于是，200多位专家带着试试看和别无选择的心态，踏上了通往东方的航班。 飞机落地之后，一切都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没有被安排住进临时搭建的板房，而是入住了北戴河的干部休养院，每套住房宽敞明亮，配有独立厨房和洗浴设施，食堂每日供应种类丰富的饭菜，肉类、水果、蔬菜应有尽有，家属中有人生病，立刻被送入北京的重点医院接受治疗，孩子们被安排进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学校，课程可以继续使用乌克兰教材，同时还开设了中文课，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 这份安排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是一种久违的尊重，当初抱着“只要能吃饱饭就行”的心理来的专家们，很快就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提出改进建议，重新设计图纸，甚至主动要求承担更多任务，在实验室，他们与中国本土工程师并肩作战，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逐步传授出去，他们没有藏着掖着，也没有架子，只是单纯地想把技术继续发扬光大。 维克托·巴比奇在那几年里一直在研究航母动力系统，得知中国购入的“瓦良格”号正是他参与设计的旧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改造项目中，那艘曾在黑海造船厂泡了多年海水的庞然大物，最终在中国焕发新生，成为“辽宁舰”，而他本人，也因为这段经历选择一直留在中国，直到晚年。 郭瑞是另一位技术骨干，他的焊接工艺在航母建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的几十年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工厂，2020年，他还在为国产舰艇的建造提供技术指导，虽然早已步入老年，但他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专注和热情。 这些专家在中国找回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他们不再是乌克兰那个被裁员名单上的编号，而是团队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他们的专业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他们的家庭也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根。 许多人曾收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高薪邀请，有的开出月薪五千美元，有的提供豪华住宅和各种待遇，但这些条件背后，是对技术的防范，是不信任的目光，是永远无法接触核心的限制，而在中国，他们不仅能亲自带队开展科研项目，还能主导整个方案的制定，他们的意见被认真聆听，他们的经验被视为财富，而不是风险。 200多位专家中，大部分人最终选择了留下，有的定居在西安，有的搬去了杭州，也有的长期驻扎在科研中心附近，他们的子女在中国升学、就业，有的成为医生，有的进入高校任教，甚至不少人已经娶妻生子，把根扎在了这片土地上。 在那段被称为“中乌科技合作黄金期”的岁月里，中国不仅收获了技术，更收获了一批忠诚而热忱的朋友，而这些专家，也在这里找到了那份曾经失去、如今重获的尊严，他们不再是漂泊的异乡人，而是受欢迎的邻居、被尊敬的前辈。 当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他们时，那些泪水不再只是脆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复杂情感的集中释放，有对过往经历的回望，有对现实生活的感恩，也有对未来的坚定选择，他们哭的不是苦，而是终于有人理解他们的价值，并真正给予了他们属于他们的位置。 信息来源：钱江晚报——专家回忆“双引”往事：一箱二锅头换来高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