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郑洞国去中南海赴宴，周总理为何叮嘱道：我怎能让你回家种地 “1950年深秋的傍晚，’我怎能让你回家种地？’周恩来笑着拍了拍郑洞国的肩膀。”这句话给在座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郑洞国彻底放下最后一丝顾虑。短短一句温和却坚定的叮嘱，背后隐藏的是新中国对旧部将领的一整套接收与安置思路，更折射出一名国民党中将由彷徨到投入国家建设的曲折心路。 那顿饭设在中南海丰泽园。丰泽园并不以豪华取胜，大红灯笼、四合院、芭蕉树，营造出的更像是师长家中叙旧的氛围。周恩来特意请来聂荣臻作陪，以“老同学”身份化解郑洞国的拘谨。刚一落座，周恩来给郑洞国倒了杯热茶，随口问：“北京天气干，你还习惯吗？”简单一句问候，却把距离瞬间拉近。 周恩来关心的并非一桩饭局，而是如何让眼前这位昔日劲敌安心留下。郑洞国早在1948年10月长春起义后，就对“归宿”问题充满纠结。战场失利、军法威胁、亲信起义，三重压力把他推到解放军一边，可畏惧、内疚与对蒋介石残留的忠诚，使他一度只想“回乡种地”。在哈尔滨养病期间，他每天翻报纸，心里五味杂陈：国民党连连败退，新政权不断推出土地改革、工商新政，他却像局外人。对于一位戎马二十年的军人而言，那种无所事事比被围困时的饥饿更难熬。 东北局高岗看得明白，先把他留在抚顺，慢慢接触形势；肖劲光、肖华不时登门，既谈养生也谈水利工程，潜移默化地给他“充电”。郑洞国起初警惕，不想再卷入是非，甚至向两位解放军将领再三声明：“我不广播，也不上报。”但当他见到昔日部下逐批安排工作、家人团聚，有了切实的获得感，态度开始松动。时间是最好的说服者。 真正动摇他旧观念的，是1950年春天在上海看到的一条消息：长江流域防汛会议决定修筑荆江分洪工程，主持者是他熟悉的前国民党水利专家傅作义。郑洞国这才意识到，新政府不仅包容，而且懂得用人。如果连傅作义都能转换角色，自己又何必躲在乡下呢？ 于是，就有了那年深秋的“中南海一宴”。饭桌上，周恩来并没有开宗明义地谈任命，而是从家事聊到往事。郑洞国提到妻子不愿北上，周恩来放慢语速：“家有变动是难免的，先把身体养好，再想办法。”言至此处，他拿筷子敲敲碟子，像敲响一记鼓点：“不过，你不到五十岁，水利、军政经验都有，国家正缺人才。我怎能让你回家种地？” 这一问，既是态度，更是承诺。郑洞国意识到，退守乡间不是归宿，而是一种逃避。他犹豫片刻，终于答道：“让我再回上海处理些家务，随后报到。”周恩来点头：“身体第一，回来我们好好研究水利规划。” 1951年春节前夕，郑洞国第二次进京。政务院会议室里，周恩来听完他的思想汇报，只说一句：“思想通了就好，岗位随时有。”不久，水利部参事的任命文件送到他手中，级别九级，工资二百七十多元，还配专车。郑洞国自觉待遇偏高，主动降薪到两百四十五元，一直没再调整。在粮价飞涨的困难时期，这份自愿的“缩减”让不少老同志侧目：昔日黄埔一期的“嫡系”竟能做到如此。 随后几年，他跟随水利专家李仪祉、张含英跑遍黄河、淮河、长江，对黄河边堤畔勘测线路，对淮河治理方案提出细节修改建议。1953年安徽蚌埠大坝基槽开挖时，郑洞国跟班值守，亲自丈量泥沙厚度。工人师傅在工棚里开玩笑：“都说这老将军枪法好，现在拿铲比拿枪利索多了。”郑洞国笑呵呵接话：“枪打完了要修兵工厂，铲完了能修大堤，谁轻谁重，一算就明白。”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提出让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消息传来，他心里忐忑：自己主要干水利，懂军事但脱离一线已久，是否胜任？毛泽东听汇报后摆摆手：“军事委员会需要各方面经验，你是打过仗、又懂经济建设的人，多一种视角，多一分把握。”这番评价，彰显新中国对旧军人转型的期待，也让郑洞国拾回多年失落的自信。 就在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后不久，他收到一份套红请帖：邀请赴中南海与毛泽东、贺龙、叶剑英共进晚餐。丰泽园里，毛泽东故作诙谐：“郑洞国，好响亮的名字哟！”话音未落，他顺手抽出香烟递给郑洞国，并亲自划火柴点火。郑洞国嘴上说“多谢主席”，心里却翻涌：在黄埔、在南京，从未有人如此对待过一个下级将领，他忽然明白了“人心向背”这个词。 席间，毛泽东问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感受。郑洞国坦言：“读得慢，用得更慢。”毛泽东笑道：“我当年在长沙工人里做宣传，人家不理我，我才体会到立场是怎么回事。要真站到工人那边，脸上、话里，自然就合拍了。”言简意赅的点拨，使郑洞国彻底放下“旁观者”的姿态。之后的几年，他连续三届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国统区老兵安置、台湾统战、退役军官疗养等事项，他四处奔走，能出面就出面，能跑腿就跑腿。不少人说他“换了头脑”，他却常自嘲：“其实是把脑袋放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