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对长子粟戎生非常严格。以至于粟戎生的班主任都忍不住问他：“你是不是你妈妈亲生的？”粟戎生一愣，照实回答道：“没错！”班主任听了以后，还是不太肯相信，继续追问着，似乎要从粟戎生口中说出不是两个字，才放心。这一幕发生在粟戎生的中学时候。 1942年出生的粟戎生，是粟裕大将的长子。他的名字”戎生”就透露出父亲对他的期望——在战争年代出生，就要有军人的品格。后来，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也跟着来到北京上学，上的是＇八一＇小学，现在叫＇八一＇中学。 在八一中学这样的军干子弟学校里，粟戎生的表现确实很特别。那个年代，高级干部的孩子或多或少都能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但粟戎生身上完全看不出这样的痕迹。他穿的衣服朴素得很，从不炫耀父亲的身份，吃饭从不挑食，甚至连同桌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威名赫赫的粟裕大将。 粟裕把这份严厉贯穿到了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粟戎生说，父亲特别不满意他们兄妹几个边说话边慢腾腾吃饭，只要动作磨蹭、拖沓一点儿，就会受到批评。这种严格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从小到大的一贯要求。 粟裕的严格教育从粟戎生三岁就开始了。刚3岁的时候，粟裕与夫人楚青就带着儿子去河边游泳。粟裕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筒，塞给孩子说：“抱紧了，跳下去！”粟戎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父亲猛然抱起抛进水里。妻子楚青看不下去了，埋怨说这样会把孩子淹死，但粟裕坚持认为这样才能让孩子学会游泳。 这种”扔进水里学游泳”的教育方式，其实就是粟裕军事化育儿理念的体现。粟裕常对孩子们说，“年轻人不要贪恋小家庭，只想着坐机关”。为此，粟裕总是利用做父亲的”权力”，把子女下放到最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 在家里，粟戎生更是要按照军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粟戎生一看，自己的鞋子并不是乱扔，只是放得不像平时一样工整，就说：“不是回家休假了吗？我平时不是这样的。”粟裕不高兴地说：“什么是平时，现在就不是平时！” 这种严格要求让粟戎生从小就养成了自律的习惯。别的军干子弟可能会仰仗父母的地位，但粟戎生从来不会。他知道父亲粟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中学毕业后，我就一心想当兵，1961年考上哈军工，学习导弹专业。从哈军工毕业后，按理说以粟裕的地位，完全可以让儿子留在北京的大机关里工作，但他没有这么做。军校毕业后，粟戎生没有进大机关，也没留在大城市，而是到了云南援越抗美前线的一个导弹分队。 这就是粟裕的”走后门”方式——不是让儿子享福，而是让儿子吃苦。粟裕利用自己的”特权”，不是把儿子分配到研究机关，而是把儿子分配到边远的云南前线某地空导弹部队。 在云南前线，粟戎生的生活是真正的艰苦。前线的生活是很紧张的。敌情多时，每天要有4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就拼着命跑到战位。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1967年击落美侦察机作战中荣立三等功。 当云南的部队调回内地时，正好赶上中苏边境紧张，珍宝岛事件爆发。别的父母都在想办法让孩子远离危险，粟裕却再次”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了更加危险的北疆前线。 这次粟戎生有些想不通了，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总是要让他去最苦最危险的地方。面对儿子的质疑和满腹的委屈，粟裕冷静地问儿子：“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粟戎生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粟裕拉着儿子的手坐下，语重心长地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而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的。当兵就要不怕苦，不怕累。我相信，你能做得到！一个令父亲骄傲的一个真正的军人！” 这番话让粟戎生彻底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不是不疼他，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在爱他，在为他的人生铺路。 事实证明，粟裕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粟戎生从军45年，从战士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升任军区副司令员，并无越级提拔的痕迹。1983年，担任二〇〇师师长。1985年，升任陆军第六十七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两山战役。后调任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99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1983年5月，大儿子粟戎生被调任为某陆军野战部队师长。行前，他去医院向父亲辞行，“这时父亲的病情很重了，说话已吃力。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关键，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和以往一样，粟裕没聊家务琐事，这也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逝世。“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东西，除了三块从骨灰里筛出的弹片。我们把最大的一片捐给了国家，剩下的两小块，可以说是我们＇传家宝＇。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富足！” 回过头来看，当年八一中学班主任的那个疑问现在有了答案。粟戎生确实是粟裕的亲生儿子，但这个”亲”不是溺爱，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父爱。通过严格的要求和艰苦的磨炼，让儿子成长为真正的军人。这份看似无情的严厉，恰恰体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最深的关爱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