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双面间谍坐在酒楼，企图刺杀朱德，谁知这时，一支手枪顶在了他的身后：“你好啊，骷髅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1937年，全面抗战的烽火刚刚点燃，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理说，大家应该枪口一致对外，同仇敌忾了。但水面之下，那股暗流从来就没停过。 当时，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刚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正准备从延安奔赴山西前线，指挥作战。路过西安的时候，西安的头面人物，包括国民党的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都出面张罗，说要给朱老总接风洗尘。 地点就设在当时西安最高档的酒楼——西京招待所。 那个场面，表面上一片祥和，觥筹交错，都在说“为抗日大业干杯”。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推杯换盏之间，一个天大的杀局已经悄然布下。宴会里，一个年轻人眼神闪烁，不停地用眼角余光瞟向主座上的朱德。他的手，看似自然地搭在腰间，实际上，那里藏着一把上了膛的勃朗宁手枪。 这个年轻人，名叫李福堂。他的身份可不简单。明面上，他是个“进步青年”，思想激进，能力出众，很早就加入了我党，还当上了学兵队的队长，深得信任。可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手下的一名王牌特务，代号“骷髅”。他所属的组织，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骷髅会”，一个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法西斯式组织。 说白了，他就是个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双面间谍”。 这次宴会，就是他苦心等待的最好时机。按照计划，他会在宴会进行到高潮，大家一起举杯祝酒的时候，突然发难，拔枪射向近在咫尺的朱德。在那种距离和混乱场面下，得手的概率极大。一旦成功，八路军群龙无首，对抗日前线的影响，不堪设想。 李福堂为了这一天，潜伏多年，演技好到能拿奥斯卡。他和同志们称兄道弟，一起学习，一起训练，没人怀疑过他。 但是，他算错了一件事。他以为自己是顶级的猎手，却不知道，他早就成了一张大网里的猎物。 就在李福堂观察着朱德，准备寻找最佳动手时机的时候。他身后，一个同样穿着便衣的年轻人，看似不经意地走近。突然，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死死地顶住了他的后腰。紧接着，一个压得极低，却字字千钧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你好啊，骷髅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声音不大，但在李福堂听来，不亚于一声炸雷。他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骷髅先生”这个称呼，是他最绝密的代号，除了军统内部的几个高层，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下意识地想去拔枪，但顶在他后腰的枪口猛地向前一送，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别动，你的同伙，楼下那两位，也已经被我们‘请’去喝茶了。你要是敢乱动，这辈子可就没机会再喝酒了。” 李福堂彻底瘫软了。他知道，自己彻底栽了。 这可不是什么神剧里的“神预判”，而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反间计”。 早在李福堂有所动作之前，我方就已经盯上他了。那个年代，没有大数据，没有人脸识别，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蛛丝马迹的分析，靠的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还有我们情报人员深入龙潭虎穴换来的宝贵信息。 原来，我方早就通过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渠道，得知了军统有一个代号“骷髅”的特务，已经打入我方内部，并且准备在西安动手。但是，具体是谁，长什么样，一概不知。 这就难办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鱼龙混杂，人来人往，要从几百上千人里找一个“鬼”，如同大海捞针。但我们的保卫人员没有放弃，他们开始用最“笨”的办法，内部排查。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把所有人的档案、社会关系、日常言行都过了一遍筛子。 最终，李福堂进入了视线。这个人，表面上积极得有点“过头”，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表态，总是恰到好处地符合“左倾”潮流，但细细一品，就觉得味道不对，太刻意了。更关键的是，有人反映，他有时会偷偷溜出去，行踪不定。 为了不打草惊蛇，保卫部门决定将计就计。他们故意放出朱德总司令要在西京招待所赴宴的消息，实际上，这是一个为“骷髅先生”量身定做的陷阱。宴会当天，整个酒楼内外，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几十个精锐的保卫干部，化装成服务员、宾客、黄包车夫，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李福堂和他那两个负责接应的同伙，从踏入酒楼的那一刻起，一举一动就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才有了开头那戏剧性的一幕。 这事儿后来被审讯清楚了。李福堂，原名李时雨，是戴笠亲自发展的特务，目的就是刺杀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击。 那场88年前的酒楼暗杀，最终以我方的完胜告终。它不仅保卫了朱德总司令的安全，更给我党我军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内部保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