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克农外出散步，这时，一个老农朝他扔了一个纸团，李克农打开一看，脸色大变：“快通知白崇禧，有人要刺杀他！” 1937年，李克农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每天跟国民党的各路神仙打交道，实际上呢，他是我党插在敌人心脏最敏锐的一根神经。 那天，李克农外出办事，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一个普普通通、看着就是乡下来的老农，和他擦肩而过。就在那一瞬间，老农手里一个东西不着痕迹地朝他脚边一扔，是个小纸团，然后头也不回地就汇入人流，消失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最原始的街头情报传递方式，风险极高，不是万分火急，没人会用。他没停步，很自然地弯腰系了个鞋带，顺手就把那个纸团捡了起来，攥在手心。 回到办事处，关上门，李克农展开纸团。就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内容却像一颗炸弹：“日特欲刺白副总长，十万火急！” 李克农的脸色“唰”地就白了。白副总长是谁？还能有谁，就是国民党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 崇禧是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手握重兵，而且是国民党高层里少有的军事奇才，极力主张抗日。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白崇禧被日本人干掉了，那对整个抗日战线的指挥系统，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李克农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情报，必须马上送到白崇禧本人手里！ 但这事儿难就难在这儿。怎么送？ 李克农的身份太敏感。他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跑去跟国民党的二号军事人物说“有人要杀你”，白崇禧会感谢他？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不仅救不了人，还可能把自己和整个南京地下组织都给搭进去。 更要命的是，这个情报的来源，那个老农，到底是谁？情报准不准？万一是个圈套呢？ 李克农的大脑飞速运转。他一边立刻启动秘密渠道，核实情报的真伪，一边排查那个神秘的老农。很快，两条线都有了反馈。 城里的地下交通站传回消息，最近确实有一批日本特务活动异常，并且搞到了一批德制的手枪，目标似乎就是某个军政要员。这就和纸团上的信息对上了。 而那个老农的身份，也查清楚了。他叫覃瑞义，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党员。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部队被打散，他跟组织断了线。这些年，他就像一粒种子，埋在最深的泥土里，做过苦力，当过小贩，但心里的火，一直没灭。他在一个茶馆当杂役时，无意中听到了几个日本浪人打扮的家伙密谋，提到了“白将军”和“斩首行动”。 在无法联系上组织的情况下，覃瑞义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他知道李克农在南京，于是就用最笨、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在街头“偶遇”李克农，把命悬一线的情报，用一个纸团递了出去。 情报确认了，来源也清楚了，现在就剩下最关键的一步：如何把警报拉响，又不引火烧身。 李克农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选——谢和赓。 谢和赓，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广西同乡，父辈就是至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党潜伏在桂系核心的秘密党员。 李克农立即安排人联系谢和赓。当天深夜，谢和赓拿到了那份情报，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白崇禧一个人的安危，更关系到接下来的战局。 第二天，谢和赓像往常一样向白崇禧汇报工作。在文件的最后，他夹带了一张纸条，用暗语提了这件事。白崇禧看完，面不改色，他平静地对谢和赓说：“晚上的宴会，照常进行。” 谢和赓心里一紧，但没敢多问。 白崇禧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吗？不，他是在将计就计。 当天晚上，白崇禧的座驾准时出现，“白崇禧”本人也下了车，走进了公馆。但这一切，都是演给暗处的眼睛看的。车里的，只是一个身材相仿的替身。而真正的白崇禧，早就在谢和赓的安排下，从一条秘道转移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午夜时分，几条黑影，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翻进了白公馆的院墙。他们手法专业，路线清晰，显然对公馆的结构了如指掌，直扑白崇禧的书房。 就在他们撬开书房窗户的一瞬间，院子里所有的探照灯“唰”地一下全部亮起，亮如白昼！ “不许动！” “缴枪不杀！” 埋伏已久的卫队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出，枪口黑洞洞地对准了这几个日本特务。经过一番短暂的交火，刺客被全部活捉。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一场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刺杀，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 事后，白崇禧对谢和赓更加信任。但他很有分寸，从来没有问过谢和赓情报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事，大家心里明白就行。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个最大的民族大义面前，达成了一种超越阵营的默契。 而那个递出纸团的英雄，覃瑞义，在完成这次惊天动地的任务后，又重新消失在茫茫人海里，继续做他的茶馆杂役。李克农曾想过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他拒绝了。他说：“我这把老骨头，能为抗日再出点力，死也值了。” 很可惜，1940年，在一次搜捕中，因叛徒出卖，覃瑞义被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守口如瓶，最终被秘密杀害于雨花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