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他没有和毛主席分手，以后一定可以当大官！ 他就是毛主席的好朋友，萧子升。毛主席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说到过这个朋友，但是遗憾最后二人还是因为很多理念不合分道扬镳。 1913年，毛主席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萧子升已在此就读，两人很快因对知识的渴求与对时局的关注而相熟。彼时的他们，都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常常一起在岳麓山下探讨学问，在湘江边议论国事。萧子升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书法与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而毛主席则善于从现实出发，结合社会实际思考问题，两人的交流总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他们曾一同发起“学友会”，组织同学们开展自学活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暑假，两人还结伴进行了一次“游学”，不带分文，靠书写对联、文稿换取食宿，足迹遍布湖南多个县镇。这段经历让他们深入了解了民间疾苦，也让彼此看到了对方身上的特质——萧子升行事严谨，注重理论的纯粹性；毛主席则更看重实践，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那时的分歧尚未显露，更多的是青年人为理想奔走的热忱。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几年里，两人都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萧子升曾担任学友会干事，毛主席则负责总务工作，他们一同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倡“自学自研”的学习方式，甚至共同创办了旨在帮助贫寒学子的“工人夜校”。这段共事的时光，让他们在彼此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毛主席后来在与斯诺谈话时提及萧子升，仍称他是“当时学校里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 然而，随着对社会改造路径的思考逐渐深入，两人的理念差异开始显现。萧子升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主张以温和的改良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认为应从教育入手，通过提升民众素养实现社会的渐进式变革；毛主席则更倾向于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认为只有打破不合理的阶级结构，才能让劳苦大众真正摆脱苦难。这种理念的分野，在他们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时愈发明显。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毛主席积极投身其中，组织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以笔为刃抨击时弊，呼吁民众觉醒。萧子升虽也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但对群众运动的激烈程度有所顾虑，更倾向于通过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推动社会改良。两人在多次争论中，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昔日的默契渐渐被分歧取代。 1920年，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当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思想的革命性，积极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萧子升则坚决反对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认为“通过和平的教育改造，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在一次彻夜长谈中，两人就“中国未来的道路”展开了激烈争论，毛主席认为“没有彻底的革命，就无法打破旧世界的枷锁”，萧子升则坚持“改良是避免社会动荡的唯一途径”。这场争论后，两人都意识到彼此的道路已无法交汇，最终平静地告别。 此后，毛主席全身心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萧子升则远赴法国留学，后来又辗转于欧美，始终坚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与毛主席的人生轨迹彻底分道扬镳。即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未曾完全忘却青年时期的友谊，毛主席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仍客观评价了萧子升的才华，只是对他“脱离实际的改良幻想”表示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萧子升定居海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两人的人生因理念的差异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成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领袖，一个则在海外过着平静的学者生活。那段青年时期的交往，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涟漪，既见证了理想的光芒，也映照出人生选择的沉重。 另外，萧子升曾撰写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英文版《毛泽东和我当过“乞丐”》）一书，记叙两人青年时代的往事，留下了一些难得的史料。或许因时间久远记忆不清，或许因资料不足又难以查证，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多有明显的错误和不准确，谈到两人当时的一些争论，更是以自我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