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0万日军俘虏被押往西伯利亚，活下来的却只有40万，活下来的人后来哭着回忆道：“苏联女军医给我们体检时，会摸我们屁股上的肉，谁的肉越多越厚，就要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1945年8月，苏联那头，刚把柏林的旗子插好，掉过头来，150万大军跟推土机似的，一阵“八月风暴”就把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所谓“皇军之花”——关东军，给收拾得服服帖帖。投降的日本兵乌泱泱的，足足有60万。 仗打完了，人怎么办？当时的苏联，那叫一个惨。二战打下来，2700万人没了，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小伙。整个国家，尤其是欧洲部分，基本被打成了一片废墟。斯大林同志看着地图，一边是满目疮痍的家园急需重建，一边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大片没开发的土地，再看看这60万年轻力壮的战俘，小算盘一打，主意就来了：都别闲着，去西伯利亚为苏联的战后重建贡献青春吧！ 于是，一纸令下，除了那些伤兵残将和伪军，浩浩荡荡超过50万的日本战俘，就被塞上火车，开始了他们永生难忘的西伯利亚“单程旅行”。 回到开头那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细节。这可不是哪个无聊的人编出来的，而是很多活下来的日本老兵，在回忆录里反复提到的一个场景。 新来的战俘，会被带去体检。负责检查的，很多是苏联的女军医。她们不怎么看你的身高，也不怎么关心你的履历，上来就干一件事，上手摸屁股，捏捏上面的肉厚不厚实。 日本兵当时估计也是懵的，这是什么操作？屈辱？好奇？恐怕更多的是对未知的恐惧。 其实，苏联人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也极其“实用主义”。在他们看来，屁股上有肉、结实，说明这家伙营养底子好，身体壮，是上等的劳动力。这样的人，没得说，直接分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去原始森林里伐木，去零下三四十度的矿井里挖煤，或者去修那条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反之，那些瘦得跟猴似的，屁股上没几两肉的，就被认为是“次等劳动力”。这些人可能会被分去做一些相对轻松的活，比如在后勤、厨房打杂，或者从事一些技术性工作。 战争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它能把人的一切，包括尊严、知识、身份，全都简化成最原始的标准。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里，你是不是贵族，是不是大学生，都不重要，你屁股上的肉，才是你的“价值”体现。 说实话，管这么一大帮语言不通、还憋着一肚子火的战俘，可不是件容易事。但苏联人自有他们的“智慧”。他们不直接管理，而是搞起了“以日治日”。 他们在战俘里提拔了一些比较顺从或者亲苏的日本人，让他们当“战俘长”，负责管理自己人。这招挺高明，有啥事，苏联看守就找战俘长，剩下的事你们日本人自己解决。 于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出现了：即便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日本军队那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居然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军官还是军官，有自己的小灶和优待；而普通士兵，该挨训还是挨训，该受罚还是受罚。 有苏联看守回忆，有时候战俘营里发生斗殴，他们就在外围看着，根本不插手。最后，总会有日本军官出来，把闹事的士兵拎出来，惩罚的方式也很有“日本特色”，命令他们光着膀子，在零下几十度的室外罚站。那滋味，估计比挨顿揍还难受。 这种管理模式，让苏联人省了不少心，但对普通日本士兵来说，等于是受着苏联和自己长官的双重压迫。 当然，人都是想活下去的。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各种为了生存的“骚操作”也就应运而生了。 最直接的，就是那些有技术的战俘。比如工程师、医生、技术员，这些人可是“宝贝”。苏联人会把他们挑出来，安排到工厂和研究所，待遇比纯苦力好太多了。据说有的日本工程师，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卢布，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那么，这几十万战俘，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从1945年到1956年，整整十多年。西伯利亚的冬天，最低温度能到零下50度。对于这些来自温暖岛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本身就是致命的。再加上超负荷的劳动、简陋的居住条件和吃不饱的肚子，死亡成了家常便饭。 仅仅是1945年的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5万名日本战俘没能扛过去。冻死、饿死、病死、累死……死亡的原因五花八门，但结局都一样：被同伴拖出去，埋在冰冷的冻土之下。 直到1956年，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才开始陆续遣返这些战俘。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后来比较可信的统计，在被苏联强制劳动的约57.5万人中，大约有5.5万到6万人，永远地留在了西伯利亚。也就是说，大约每十个被押走的日本人里，就有一个死在了异国他乡。 活下来的人，回国后，他们的回忆也出现了分化。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很多人把那段经历描绘成地狱，控诉苏联的“非人待遇”。但也有一些人，回忆相对平静，说虽然艰苦，但苏联人至少保证了他们能活下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虐杀。 其实，这两种回忆可能都是真实的。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故事。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西伯利亚的经历，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