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与向警予分手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萃，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起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予了许多照顾，慢慢的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 李一纯这个名字，现在没什么人知道了。 但她的人生和好几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人，都搅在了一起。 她是杨开慧的同学，还是最好的朋友；她先是嫁给了李立三，后来又嫁给了蔡和森。 她的儿子，就是后来在中国当了高官的李德。她这一辈子，身份换了好几个，地方去了不少，从长沙到莫斯科，再回到国内，经历了别人几辈子都未必能遇到的事。 事情要从1899年的长沙说起。 她出生在一户姓李的人家，家里算不上多有钱，但很重视读书，是个书香门第。 给她取的名字叫李崇英。这个名字在当时很常见，就是希望女儿能文静、有才华的意思。她小时候也确实是这么长大的，安安静静地念书，学规矩。 李崇英后来去了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很出名，思想很新。 学校里不光教古文和算术，也教学生要独立，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在周南女校，她认识了杨开慧。两个人很快就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杨开慧的性格比李崇英外向、大胆。通过杨开慧，李崇英接触到了一个她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她经常跟着杨开慧去她爸爸杨昌济的家里。 杨昌济家当时就像一个据点，很多有新思想的年轻人都爱往那儿跑。 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李崇英那时候年纪还小，多数时候就是坐在旁边听。 听得多了，她也想做点什么。后来，她也走上了革命这条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她把名字从李崇英改成了李一纯。 1925年，她的人生又迎来一个大转折。 组织上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李一纯就是其中之一。 那年秋天，她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 莫斯科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天气冷得吓人，冬天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 吃的、住的都不习惯，语言也不通，她和其他中国同志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课程很紧张，每天都要读很多马列主义的书，参加各种讨论。在那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强度都很大，生活也很孤单。 就是在莫斯科，她和蔡和森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蔡和森当时也在莫斯科，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他和妻子向警予的关系，那时候已经很紧张了。两个人都是性格非常强硬的人，很多观点不一样，经常吵架，加上蔡和森当时身体不好，得了很严重的病。 根据组织的安排，李一纯负责照顾蔡和森的日常生活。 在异国他乡，两个人都是湖南人，语言相通，又都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和生活压力。在每天的相处里，照顾他吃饭、吃药，讨论工作和学习上的问题，两个人慢慢地走得很近。 这种感情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发展得很快。 到了1926年冬天，李一纯和蔡和森正式生活在了一起，结为夫妻。 这件事在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引起了很多议论。但对身处其中的两个人来说，在那个寒冷、高压又远离故土的地方，彼此或许是对方唯一的精神慰藉。 他们在莫斯科的时间不长。国内的形势变化很快，他们陆续回国，投身到更危险的地下工作中。 回国之后，他们分分合合，经常因为工作需要被派到不同的地方。 李一纯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还要继续做党的情报和交通工作。 好景不长，悲剧很快就发生了。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州。 不久，他就在广州牺牲了，过程非常惨烈。 这个消息对李一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那时候，她才三十二岁，肚子里还怀着她和蔡和森的第二个孩子。丈夫死了，她成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同时还要继续从事高度危险的地下工作，随时都可能被捕。 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的艰难和恐惧，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没有垮掉。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顾，自己继续潜伏下来，为党工作。那些年，她像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一样，隐姓埋名，不断地变换身份和住址，传送情报，掩护同志。 她做得非常出色，也成功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捕。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她没有凭借自己的革命资历去要求什么职位。她在北京的中央编译局工作，这是一个很专业、很安静的单位，负责翻译马列著作。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份外人看来有些枯燥的工作里，一干就是很多年。 1984年，李一纯在北京的医院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终前，她已经很虚弱，不太能说话了。 她把女儿叫到床边，用最后一点力气，对她提了最后一个要求。 她说：“我要很好很好的红颜色。”她的女儿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用最快的速度，找来一块红布，亲手缝了一面五星红旗。 李一纯去世后，女儿把这面红旗盖在了她的遗体上。 那抹鲜艳的红色，覆盖了她瘦小、苍老的身体，也像是为她复杂、坎坷又无比坚定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