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定格了“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与“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的家庭温情时刻。夫妇二人投身核物理研究，为国家国防事业奉献毕生。他们的长女钱祖玄、次女钱民协、儿子钱思进，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也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 事情得从清华园说起。 1930年代的北平，物理系的教室里，钱三强坐在靠窗那排，他那时候十九岁，眉毛浓，皮肤白，有点腼腆。 他前排坐着一个女生，何泽慧，比他小一岁，写字时喜欢用钢笔蘸墨水，一笔一划都工整。 他看她，不是那种男孩爱看漂亮姑娘的眼神，是带点不服气的。因为她老是第一，他老是第二。 可不服归不服，他也没法真把人家挑出错来。何家是书香门第，父亲是同盟会的老资格，家风严，管得紧，她从小耳濡目染，一身规矩气。她看钱三强，倒是挺欣赏的。 说是同桌吃饭，她记得他起身前一定会把凳子轻轻推回去，手上不带一点多余动作，干净。 钱三强当时的名字还不叫这个，叫钱秉穹。 三强这个名字，是他父亲钱玄同从一封同学来信里翻出来的——说他德智体都拔尖，像头牛一样拧劲，干脆改了名，就叫三强。 钱玄同可不是一般人，那是新文化运动的大佬，跟鲁迅是同窗，《狂人日记》就是他催着鲁迅写的 再往后，就是动荡了。 北平街头三天两头游行，学校里开会喊口号，气氛紧得像拧了半天的毛巾。 1935年那会儿，钱三强也上街，扛木头撞城门，被水龙头浇个透心凉。他没走，跟着队伍一直往前，后来当上学生骨干，组织活动都得找他。 可他还是想读书，想搞科研。 他觉得搞强国家得靠工业，而工业得靠科学。清华毕业后，他没走仕途这条路，进了北平研究院当助理员。 那时何泽慧已经去了德国，两人虽说有点意思，可谁都没表过白。 也没条件表，天南地北的，书信也难通。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沸腾，他父亲病重，他却被推荐出国，去法国读镭学。 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听了老父亲的话：你要去，把该学的东西都学回来，国家迟早用得上。 他走了，这一走就是十一年。 法国那边，他进了居里实验室，导师是居里夫人的女婿和女儿，顶尖中的顶尖。 他埋头三年，拿下博士，研究α粒子碰撞的课题。 父亲过世那年，他在实验室，远隔万里，连奔丧的机会都没有。 那几年，他几乎没和何泽慧联系。 等再搭上线，已经是通过战时特批的“战争信”，每封信二十五个词，他干脆在那二十五个词里，求了婚。不是花言巧语，是一句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的话：“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国吗？”她回得也利落：“愿意。一直等你。” 两人结婚是在法国，小屋里连像样的床都没有。 婚礼就是在阳台上晒的那顿晚饭。他们的蜜月，不是去海边，而是去实验室，两人一起蹲在显微镜旁边看核裂变轨迹。 就在那时，他们提出“铀三分裂”的可能，又紧接着提出“四分裂”，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 照片一张张拍出来，数据一组组抠出来，别人不信，他们就一遍遍重做。后来居里夫妇都承认了他们的发现，法国报纸开始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可他们压根没想在法国待下去。 1948年，抱着半岁的女儿，他们登上了回国的船。那时候很多人说他们疯了，说你们这名气、这资源，留在欧洲前途无量，回去是自找麻烦。 可他们一句话就堵了回去：“我们不是为安稳过日子才读科学的。” 到家之后，果然是清贫。 钱三强回清华教书，兼着研究所的事。他开始想办法筹设备、拉经费。 有一回他厚着脸皮问组织要了二十万美金，转头就后悔了，那可是国家外汇六分之一的储备。 可没多久，领导真递给他五万美金，湿漉漉的，带着土味。是周恩来亲自批的，说：“他要用，那就给。”那张钞票比什么都沉。 1950年，朝鲜那边打起来，美国的原子弹在太平洋耀武扬威。 中国不能再等。搞核，刻不容缓。原子能研究所成立，吴有训当所长，钱三强当副的。 接下来的事，他天天像打仗。搞设备、建场地、招人。那时候谁愿意去荒郊野外做秘密工作？他一张张脸去说服，把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都拉了进来。 郭永怀那会儿刚回国，他去机场接的。 1959年，苏联专家走了，把所有图纸、资料全带走，还甩下一句：“你们二十年别想造出来。”那句狠话一传开，基地里的人都咬牙了。 分离膜技术卡脖子，铀-235提炼不了，钱三强带着人一个一个试。 两年后，中国人靠自己搞出了可用的膜，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 1964年十月十六日，戈壁滩的天被蘑菇云撕裂。 他坐在控制室，听见那一声巨响，像石头砸进胸口。 他张了张嘴，只说了两个字：“成了。”电话打回家，何泽慧在那头等了一天，他只说这俩字。 可光环还没捂热，风就来了，他被下放干校。他跟组织提了个申请：“能不能让我老婆也来。”理由说得老实：“想跟她在一起。”组织居然批了。 干校的日子苦，两人白天锄地，晚上窝在破屋里，翻旧书，聊实验。 几年后平反归来，他继续举荐年轻人，把两弹一星的脊梁一根根扶起来。 1992年夏，他走了。 没有仪式，没有排场，只是静静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