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在风景秀丽的北京颐和园，开国大将陈赓与长子陈知非留下了珍贵合影。照片中，陈赓大将身着戎装，目光坚毅又透着慈爱；陈知非青春朝气，脸上露着笑容。 北京刚解放那几年，颐和园比现在冷清多了，湖边没那么多游人，桥下也没电动船。 春天一到，柳枝往水里垂着，地上的砖还留着冬天的潮气。 有那么一天，陈赓穿着戎装，带着长子陈知非来园子里走走，两个人在一处拍了张照片。 陈赓站得挺直，表情严肃，盯着镜头。 儿子站在旁边，笑得轻松，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眼神有点骄傲，也有点不太安分。那是一种家常的亲密，不是摆出来的合照。 陈赓是湖南湘乡人，家里人练武，他也从小跟着爷爷练腿功。 爷爷从湘军里出来，说话带着兵气，屋子里挂着一把重刀，陈赓小时候推不动，总去碰。 他学武认真，但家里又逼他读书。 白天练功，晚上念诗文，早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人是倔的，认定的事谁劝也没用。 1922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去了黄埔军校，一进去就又把武功捡了起来，晨练一套一套的。 有时候别人打盹，他就一个人往操场去，风再大也不落下一天。他不光是打得猛，人也机灵，执行任务总能变通。 后来从南打到北，几次死里逃生。 抗战时，他带着386旅打得凶狠，部队被敌人重点盯着，有人说敌人装甲车上都写着“专打386旅”。 新中国一成立，陈赓就没停过。云南乱，他去整顿。越北有战事，他又被派去当顾问，和胡志明、武元甲坐下来谈怎么打。他不喜欢拖，一拿到地图，指一指就说哪打，哪绕。 后来边界战役顺利结束，他又去了朝鲜，一桩接一桩，从没说累。 1952年，他干了件跟战场不一样的事，筹办哈军工。 那是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苏联那边也派了顾问来。 他提出“两老办院”这说法，一边是老红军，一边是老知识分子，得把两边都用上。 他管得严，“四严”规矩说得明白，连学生洗袜子都不许含糊。 课堂讲究，纪律也紧。 有人觉得他狠，久了就服了。学院能打基础，就是靠那点不含糊。 他对自己家里也一样。说话不多，规矩不少。最不能忍的是撒谎。 有一回，堂侄把卷子上的分数从2改成了4，结果被他当场抓住。 他叫全家人过来，拍着桌子训，训得那小子脸都白了，从那以后，家里没人敢动小心思。 虽然严，但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人。 他疼孩子，大家都知道，他几个儿女小时候都怕他胡子扎，一见他就跑，他一笑，跟着追。女儿玩得一身泥，他亲自去翻出布头做裙子，别人说女儿不好看，他立刻瞪回去。 家里不仅是自己孩子多，还经常有别人的孩子住进来。 延安时，有对夫妻牺牲了，他就把他们的孩子接来一起住。 后来，烈士的孩子、起义将领的孩子也来了，家里闹哄哄。他从不赶人，也不怕吵。 小儿子生病打针，他自己正犯痛风，拄着拐走过去，一直等孩子安静下来，才点头让医生下针。他怕孩子哭，是从长征路上留下的事，那时候小战士饿死在他怀里，谁都忘不了那感觉。 陈家的家风就是这样，从不往上爬，不贪便宜，脚踏实地。 他不让孩子走后门，不让上干部子弟学校，谁想上好学校就自己考。他的大儿子陈知非大学毕业后分到工厂，从最底下干起，没见他爸给开口。 后来去苏联进修，也是等到别人都选完，他才排到。 孙辈里也有人从军，家里的路径没变过。 陈赓自己不怎么夸口，他喜欢写东西，记日记。每次出征，他的妻子就把日记本塞他包里，让他记点东西。等他回来，日记再收好。 几十年下来，写了一摞。后来这些日记出成了书，孩子们常翻，说这比什么说教都清楚。 到了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 那年他才五十多岁。死讯传出来，很多人说失去了一员大将，但家里人记得的，是一个做裙子的父亲，是那个痛风腿拖着走，还要看儿子打针的男人。 颐和园那张照片留了下来。 站着的那个人，穿着军装，不说话，眼里还是那个样子。 旁边的年轻人笑得自在，一只脚蹬在地砖上，像是正准备跑开。湖水静着，天有点阴。 相机按下去的那一刻，谁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但这一张，成了后人记忆里最不硬、最不硬梆梆的陈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