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在决定起义前，曾根据当时华北军事形势作了三个应变预案： 1、与蒋介石合作把全部军队撤往江南； 2、固守平津； 3、放弃平津，退保察绥。 1949年，北平的空气干得厉害，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一街一巷都是紧绷着的神经。 人心惶惶，外面解放军已经围到城下，城里呢，军人、百姓、官员、学生，全在等一个说法。到底打不打，是死是活，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城墙外的战壕已经挖好，炮架子架起来了。可城门还是关着的，一声没响。 傅作义站在城里，没睡好觉，也吃不下饭。他知道，自己已经站到那道坎上了。 这时候的傅作义，不是个能左右战局的人了。他不是不清楚，东北那边已经丢了，天津也快撑不住。自己手里那二十几万人，看着挺多，其实根本动不了。 北面、南面、西面，统统被围死了。 就算真要打，粮草也不够撑几天。天还冷，兵心也不稳，出不了几回合。 可一说投降，身边那些老部下脸都拉下来了，觉得这是耻辱。国民党的高层还在催，蒋介石那边希望他把兵撤去江南，至少能保住点力量。 他也不是没想过，但江南那头早已经不太欢迎他这支部队，哪有地方接得下这么多人。 他每天晚上都在地图前面站着，翻来覆去地看。 撤？守？放弃？三个选择摆在面前，哪个都不好走。撤江南，是把整座北平城和上头交代的任务都撂下；死守，是跟几十万人陪着一起死；退往察绥，虽说能保一口气，但那边早就是空地，没用。 谁也不想当第一个举白旗的人，可他清楚，再不动，这座城就要炸了。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那边放出了一封声明，说得挺直白：北平可以不打，和平解放，条件是放下武器。这个话扔出来，傅作义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是没见过毛泽东的手段，知道这人讲信，也讲牌面。 这句话不是光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城里百姓听的，说给那些犹豫的将领听的。 等于明面上开了个口子：想谈，就快点。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1月16日那天，解放军又送来一封信，被称作“最后的警告信”。 信里头写得一点不含糊：必须马上交出北平，不能毁坏文化古迹，否则，破城之日，所有负责任的人都别想好过。傅作义看着信，半天没说话。 他知道，这封信不是在吓唬他，而是催他下决心的。再拖，城外的炮就真要响了。 那种压力，不是能说清楚的。不是怕死，是怕死得不值。 可奇怪的是，就在那天上午，他突然让人发请柬，叫了十几位北平城里的教授、学者来中南海勤政殿吃饭。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挺不寻常的。都什么节骨眼了，还吃饭？可实际上，这不是饭局，是一场试探。他想听听这些文化人怎么说，怎么想。 他自己心里其实已经七七八八有了个主意，但需要一个推一把的人。 那顿饭，坐下来的人不少，徐悲鸿、杨人楩、袁翰青、康同璧……都是城里说得上话的名人。 气氛没想象中那么沉重，大家一开始客气，傅作义让他们随便谈，说现在的局势不是一个人能定的。后来话题打开了，声音就逐渐大了起来。 有人说，北平不能打，打了就什么都没了；有人提到文物，说这城里故宫、颐和园、北海、大学、胡同，要是炮弹一炸，全成废墟；还有人直接说，将军您要是保住了北平，后人是记得您的。 席间，傅作义一直听，不太插话。 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才慢慢地开口，说他不是没想过谈，只是要有个台阶下。 他不是怕担责任，而是不想让兄弟们白死，也不想让城里百姓跟着受罪。他话说得不多，但说到“和”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很实在。 大家都明白，他已经下了决心。 饭局散了以后，傅作义没睡，直等到晚上，通县五里桥那边传来消息，说协议谈得差不多了。深夜，他批了字，等于默认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一天晚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真正开始。 1月22日，正式协议签了，规定守军分批撤出，解放军接防。 街上没放枪，也没爆炸。老百姓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了一夜，听不出动静。有人不信，爬到房顶看，结果真看见解放军的部队一列一列地进来，没有喧哗，也没抢没砸，一切都安安稳稳。 傅作义没走，他留在了北平，后来进了政协，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 他没有再穿军装，也不再发号施令。 他那身制服，脱下来之后，北平这个城市还在，城门、庙宇、石狮子、胡同，全都没动。 有人说他是识时务，也有人说他是变节。可那些话，落到一个快五十岁、打了一辈子仗的人耳朵里，早已经听腻了。 那年冬天过去之后，北平的雪下得不大，街上却格外安静。 墙上的标语换了，新政府的人也进驻了，但那些胡同里的老人、学堂里的学生、庙里敲钟的和尚，全都照旧过日子。 傅作义不再出现在报纸头条，也不再开大会，但有人记得，那年是他按下的刹车。 没有人给这场和平解放写一个绝对的评语，它既不是彻底的胜利，也不是屈辱的退让。但有一点，谁也没法否认：北平这座城，保住了。城没塌，庙没毁，书没烧。街边的早点铺子第二天照旧出摊，孩子们还穿着棉袄跑进教室，老师拿着粉笔，继续在黑板上写下“今天是1949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