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的一生，是对“家国”二字最滚烫的诠释。 1911年冬天，上海街上有些冷，消息满天飞，说清朝撑不了多久了。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钱学森出生了。他的家里算是读书人，不富，也不算穷，家里长辈有人教书，也有人做事，说起来是有点根底的家庭。 小时候的他，不吵不闹，自己能坐着折半天纸。 纸飞机折得特别讲究，别的孩子胡乱一折，他得挑光滑的纸，折口压得平整，飞机头上还塞根铅笔芯，说能飞得稳点。 没人教他这些，他就自己瞎琢磨，但每次飞起来，确实比别人远些，也稳。 小时候的事，有时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有些人从小就显得“使劲儿”，哪怕是在玩。 十八岁，他考进了交通大学，学机械。 那会儿家里人知道他脑子好用，考大学也没费劲。他在学校里不爱说话，成天埋头看书。 课业做得一丝不苟，常年是全系前几名。别人苦苦挣扎，他成绩稳得像磐石。 教授问他问题，他回答得又快又准，说不清是天分，还是那股死磕到底的劲头。他就这样读完了大学，没多停，申请上了出国奖学金。 1935年，他上船去了美国，去读麻省理工。 船在海上晃着晃着，他人在船舱里，翻着教材。 没去美国之前，他已经把不少教材提前啃了一遍，到了之后，一年拿下硕士，又转去加州理工继续深造。 在那儿，他跟着冯·卡门，一个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极有名的教授。 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不少当时最前沿的知识，也参与了“火箭俱乐部”的一些实验。 火箭这玩意儿，在当时算是冷门。 搞的人不多，技术也不成熟，有一次试验炸得乱七八糟，弄得学校都不太高兴。 但他就是不松手，钻进去就不肯出来，愿意一遍一遍试。那个俱乐部，后来成了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地位不小。他也是创始人之一。 转眼到了1940年代末，他已经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了。 35岁，成了麻省理工的终身教授，还能出入五角大楼。 美国人评价他，一个钱学森值五个团。这不是玩笑。 他确实有两把刷子，火箭、导弹、航空、自动控制这些，他都摸得很熟。 很多顶级项目，都愿意找他出主意。 日子过得顺，他在美国有房，有车，有稳定的职位，待遇也好。但那年，1949年，中国变了。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过去，有的海外华人觉得不真实，有的开始犹豫，有的在观望。他是那种不太说废话的人，但他在很多场合都表过态，想回去。 这事儿不简单。美国不愿意放人。 不是不愿意一个人走，是不愿意让他带走一脑袋的东西。他知道的太多了，涉及机密，又懂路径。于是美国那边开始想办法留他，动之以情，说你留下吧，国家栽培了你这么多年。 后来干脆软禁起来，护照也扣了，甚至还关了段时间。 他被困在家里，不能工作，也不能出门，天天就在屋里转圈抽烟。 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中国那边不断施压，中美也有一些外交接触。 来回周旋了五年。1955年，美国终于放行。他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船那天，没多少人来送，他走得不张扬，也不回头。 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参与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那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人手不多，设备简陋，条件说不上艰苦，是压根儿就啥都没有。他白天跑现场，晚上开会，常年和图纸打交道。 那时候，他的办公桌上，文件能堆成山。 有人说他太拼，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他倒是笑笑，说工作就是生活。 1960年，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现场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都心跳加速。火光升起的那刻，很多人呼吸都停了。 成功之后，不少人抱头痛哭，说不出话。那几年，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接连有进展。他都在核心位置上，有时候写方案，有时候拍板。 别人说他是主心骨，也有人说他像一根铁钉，把一帮零散的力量钉在了一起。 除了搞技术，他还重视方法。 他常讲系统工程，提出“总体设计部”的做法，强调事要整体看，不能各干各的。这套东西后来在很多大型工程项目里都用上了。从原子能，到航天，到后来的通信，这条思路成了根。 他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也不爱抛头露面。 外面叫他“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他听见了也不吭声。别人问他最自豪的是什么，他反而说，不是导弹，也不是卫星，是那套系统工程思想。 他认为那才是最能留下来的东西，能被后人接着用，不断改进。 1991年，他获奖，被评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领奖时，他照常穿着那身旧西装，头发有点乱，也不怎么整理，讲话也不铺排，就是把事说清楚。 他不在乎台面上的那些虚的，关心的是，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接下这份担子。 他活到了98岁，2009年走的。 走之前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说话气短，但脑子还是清楚的。 他不喜欢医院那股消毒水味儿，也不愿折腾太多检查。 最后几天，身边守着的人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眼休息，有时候突然睁开眼，说一句：“工程，不是一代人的事。” 追悼会那天，北京下了点小雨。 三军仪仗队来送，花圈整整齐齐，有人举着相机拍照，有人只是站着，看着灵车缓缓驶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