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字广告欺诈的问题规模与影响
数字广告欺诈已成为全球互联网经济中的顽疾，近年来呈现规模化、技术化的发展趋势。2025年曝光的Meta内部文件揭示，社交媒体巨头Meta在2024年约有1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40亿元）的收入来自诈骗活动与违禁商品广告，占其年度总收入的约10%。这些高风险广告平均每天向用户展示量高达150亿条，内容涵盖欺诈性电子商务、投资骗局、非法在线赌场以及违禁医疗产品等多个领域。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监管漏洞已持续至少三年，导致Meta旗下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三大平台的数十亿用户长期暴露于欺诈风险中。
Meta平台上的广告欺诈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与其广告审核机制存在的系统性漏洞密切相关。内部文件显示，Meta的自动化审核系统仅在预测广告主欺诈概率达到95%以上时才会实施封禁措施。对于未达这一阈值但仍有欺诈嫌疑的广告，Meta采取了一种矛盾的做法——通过提高广告费率作为"惩罚"，而非直接禁止投放，这实际上变相承认了可疑广告的存在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Meta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会根据用户兴趣推送内容，导致点击过诈骗广告的用户会收到更多同类广告，形成"曝光-点击-再推送"的恶性循环。
与Meta相比，Google面临的广告欺诈问题同样复杂但表现形式不同。Google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平台，其广告欺诈主要集中于虚假点击欺诈和隐形广告等领域。虽然缺乏类似于Meta的内部文件曝光，但公开报道显示，Google每年需屏蔽数以亿计的违规广告。2023年，Google宣布屏蔽了约7.8亿条违反政策的广告，移除了超过20亿条恶意广告。值得注意的是，Meta内部文件甚至承认"在Meta平台投放诈骗广告比谷歌更容易"，从侧面反映了Google在广告审核方面可能更为严格。
表：Meta与Google平台广告欺诈情况对比（2024-2025年）
指标MetaGoogle年度欺诈相关广告收入160亿美元（占总收入10%）未公开（但每年屏蔽违规广告约7.8亿条）日均高风险广告展示量150亿条未公开主要欺诈形式投资骗局、非法赌场、违禁医疗产品虚假点击、隐形广告、恶意软件审核机制特点95%欺诈概率阈值，低于阈值则提高费率机器学习算法与人工审核相结合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比例美国三分之一的诈骗案与Meta平台相关未公开
数字广告欺诈对用户、合法商家和社会经济产生了多重负面影响。对用户而言，欺诈广告直接导致财产损失和隐私泄露。例如，美国商人EdgarGuzman的公司信息被骗子盗用后在Facebook上发布虚假广告，消费者付款后收不到货物，导致他在半年内收到400多起投诉，个人信誉评分大幅下降。对合法商家而言，欺诈广告导致商标盗用和不正当竞争，希腊电商Skroutz就因Meta平台上的虚假广告冒用其商标而不得不采取法律行动。从更广泛的经济视角看，广告欺诈侵蚀了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信任基础，英国监管数据显示2023年涉及支付类诈骗的损失中54%与Meta平台相关，这一比例超过了其他所有社交平台总和的两倍。
2美国数字广告法律框架与监管机制
美国在数字广告领域的法律规制采取的是多层次、多机构协作的监管模式。这一法律框架建立在传统广告监管基础之上，并逐步扩展至数字领域。1914年通过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FTCAct）是美国广告监管的基石，该法案第五条规定禁止"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或实践"。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作为主要执法机构，有权对虚假或误导性广告进行调查并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发出禁令、要求更正广告以及处以民事罚款等。
2.1主要法律法规
在数字广告特定领域，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法律规范：
《反垃圾邮件法》（CAN-SPAMAct）：2003年通过，针对商业电子邮件广告设立规范。要求商业邮件必须明确标识广告性质、提供有效退订机制，并禁止使用误导性主题行和虚假发件人信息。违反该法可能面临最高600万美元的罚款和最高5年监禁。
《电话消费者保护法》（TCPA）：针对自动电话系统和传真广告的法规，要求事先征得用户同意方可发送广告信息。这一法规在移动广告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2018年通过，赋予消费者对其个人数据的更多控制权，包括要求企业披露数据收集情况、拒绝数据出售以及请求删除数据的权利。该法对基于用户行为定位的个性化广告产生了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广告的监管主要采取事后监管模式，即大多数情况下监管机构不会在广告发布前进行审核，而是在广告发布后针对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处理。这种模式尊重了广告作为商业言论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地位，但也对监管机构的执法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2.2监管机构与职责
美国数字广告监管涉及多个机构，各自承担不同职责：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作为最主要监管机构，FTC负责调查和处理虚假误导广告、不公平商业实践以及侵犯消费者隐私的广告行为。FTC下设消费者保护局，专门处理消费者对广告的投诉。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要监管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广告内容，但随着媒体融合，其管辖权也逐步扩展至网络视频和音频广告。
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负责监管药品、医疗器械和食品广告，确保其提供准确的风险效益信息。FDA将处方药广告分为三类：介绍性广告、提示性广告和帮助性广告，并分别制定规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类广告具有管辖权，正在就Meta平台上的金融诈骗广告展开调查。
表：美国数字广告主要监管机构及职责
监管机构主要职责执法手段典型案例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禁止不公平或欺骗性广告行为行政调查、民事处罚、禁令对Meta金融诈骗广告的调查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监管广播电视及网络通信广告许可证管理、罚款对骚扰电话广告的处罚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监管药品、医疗器械广告警告信、产品扣押、刑事起诉对未经批准的医疗产品广告执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投资类广告民事诉讼、行政处罚对Meta金融诈骗广告的调查
3法律实践与典型案例分析
3.1Meta的诈骗广告案例与监管回应
Meta的广告欺诈问题在2025年因内部文件曝光而引起全球关注。这些文件显示，Meta内部早已意识到其平台上的诈骗广告规模巨大，但却因商业利益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根据曝光的数据，Meta平台每天展示约150亿条"高风险"广告，这些广告每年为公司贡献约70亿美元的直接收入。更令人担忧的是，Meta的广告推荐系统会向点击过诈骗广告的用户推送更多类似内容，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Meta平台上的广告欺诈问题，美国监管机构已采取行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就Meta发布金融诈骗广告展开调查。这一调查的重点在于Meta是否充分披露了其平台上的金融诈骗风险，以及是否违反了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与此同时，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可能对Meta采取行动，理由是Meta可能未能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消费者免受欺骗性广告的侵害。
面对监管压力，Meta发言人AndyStone回应称，媒体曝光的内部文件"呈现了一种选择性视角，扭曲了Meta应对欺诈和诈骗的策略"，并声称10.1%的收入占比是"粗略且过度包容的估算"。然而，Meta拒绝提供具体的修正数据，仅表示公司"积极打击欺诈和诈骗"，并在过去18个月内使诈骗广告举报量下降58%，2025年至今移除了超过1.34亿条违规广告。
3.2Google的广告欺诈案例与监管应对
除了传统的广告欺诈，Google还面临与Meta类似的监管挑战。2024年底，欧盟监管机构要求Google提供其与Meta之间的秘密广告合作信息，这一合作涉嫌绕开Google自身关于如何对待未成年人的规定。根据报道，Meta通过Google平台向被标记为"未知"身份但实际上多为未成年人的用户定向投放Instagram广告，这可能违反了Google关于未成年人广告定向的内部政策。
Google在应对广告欺诈方面采取了多种技术手段。据报道，Google每年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检测和屏蔽违规广告。例如，2015年Google宣布屏蔽了7.8亿条违反政策的广告，取消了近1,000万个涉嫌欺诈的广告客户账户。Google的广告审核结合了机器学习算法和人工审核，相比Meta依赖95%概率阈值的自动化系统可能更为严格。
3.3监管趋势与执法挑战
美国在数字广告欺诈监管方面面临几个主要挑战：
法律滞后性：现有法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虽适用于数字广告，但面对快速演变的技术和欺诈手段常显力不从心。例如，对于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内容，现有法律缺乏针对性规定。
跨境执法困难：许多数字广告欺诈操作涉及跨国犯罪团伙，如某虚假加密货币广告在被举报27次后仍在Instagram上获得500万次曝光，其操作者可能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
平台责任界定：美国法律对互联网平台在广告内容中的责任定位仍存争议。根据《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平台对第三方内容享有一定责任豁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监管机构直接追究平台责任的能力。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整策略，一方面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压力，另一方面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发展。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设立了专门电话热线和网站接受消费者投诉，并组织"网上打假"行动，鼓励消费者揭穿虚假药品和医疗广告。同时，非政府组织如北美商业改进局（BBB）和美国广告联合会（AAF）等行业自律组织也在广告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
4挑战与未来展望
美国数字广告欺诈治理面临一系列深刻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也来自于监管体系的内在局限性。从技术角度看，欺诈手段不断进化，人工智能和深度伪造等技术的出现使得虚假广告更加难以识别。而监管体系则面临跨境执法和法律滞后等固有难题。面对这些挑战，数字广告欺诈治理需要从单一平台治理转向生态系统共建，通过多方协作构建更强大的防御体系。
4.1技术挑战与创新解决方案
数字广告欺诈的技术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机器学习模型虽然能够有效识别已知类型的欺诈，但对新型欺诈手段的适应性有限。Meta案例中，其AI系统仅在对广告主欺诈概率预测达到95%以上时才采取封禁措施，导致大量可疑广告得以继续展示。其次，数据孤岛问题限制了反欺诈效果。各平台将广告数据视为商业机密，缺乏共享机制，使欺诈者可以利用这一漏洞在不同平台间流窜。
未来可能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
区块链技术应用：通过分布式账本记录广告交易链路，提高流量来源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可使广告供应链数据更加可靠，减少伪造点击和虚假展示的可能性。
联邦学习：在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使多个平台能够共同训练反欺诈模型，提高识别准确率。联邦学习允许模型在各平台数据不出本地的情况下进行联合训练，既能保护数据隐私又能提高模型性能。
多方安全计算：使竞争平台能够在加密空间内进行欺诈模式分析，既不暴露各自数据，又能提升全行业反欺诈能力。这一技术特别适用于需要跨平台协作识别黑产链路的场景。
4.2法律与监管创新需求
当前美国数字广告监管体系存在明显碎片化特征，不同法规由不同机构执行，缺乏统一协调。未来法律与监管创新可能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统一立法尝试：可能会推动专门针对数字广告的综合性立法，整合现有分散于不同法律中的规定。类似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统一立法尝试在美国政策讨论中已出现苗头。
监管沙盒机制：监管机构可能创建"安全空间"，允许企业在特定环境下测试新技术解决方案，暂时豁免于特定法规限制，以促进创新。
全球监管协调：鉴于数字广告的跨境性质，美国可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监管协调，共同应对跨国广告欺诈网络。如2025年37国监管机构联合发起的"清洁广告运动"要求Meta建立用户赔偿基金和第三方监督机制，代表了这一趋势。
4.3企业自我监管与行业协作
企业自我监管是数字广告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案例显示，Google在2015年屏蔽了7.8亿条违规广告，百度也设立了一支千多人团队专门屏蔽"坏广告"。这些做法代表了企业自我监管的积极努力。未来行业协作可能朝以下方向发展：
跨平台黑名单共享：建立行业级别的可疑广告主数据库，防止欺诈者在不同平台间流窜。这种共享机制需解决反垄断和隐私保护等法律问题。
第三方认证与审计：引入独立第三方对广告流量和质量进行验证，如现有的TAG（TrustworthyAccountabilityGroup）认证项目已在这一方向探索。
标准化举报机制：建立行业统一的广告举报标准和流程，降低用户举报门槛，提高举报处理效率。当前各平台举报机制不一，用户学习成本高。
5结语
数字广告欺诈是一个复杂系统性问题，涉及技术、法律、商业利益与公共权益的多重平衡。Meta案例揭示的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深层次问题，反映了当前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未来有效的数字广告欺诈治理需要超越单一技术解决方案或局部监管修补，构建一个技术、法律与行业协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
美国在数字广告欺诈法律规制方面的经验表明，事后监管模式虽能保护商业言论自由，但难以应对规模化、技术化的广告欺诈行为。未来可能需要转向预防性监管与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平衡模式，既保持市场活力，又有效遏制欺诈行为。同时，国际监管协作将成为必然选择，因为数字广告欺诈本质上是跨国性问题，任何单一国家的努力都难以彻底解决。
对Meta、Google等平台企业而言，放弃对"灰色收入"的短期依赖，转向可持续的广告商业模式，不仅是法律责任，更是商业必然。随着用户意识觉醒和监管压力加大，平台只有将用户权益置于核心位置，才能建立长期竞争力。正如前Meta安全调查员SandeepAbraham所指出的："若监管机构无法容忍银行从欺诈中获利，就同样不该纵容科技公司如此行事"。
数字广告作为互联网经济的基石，其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数字生态的未来。通过法律、技术与行业协作的共同努力，构建透明、可信的数字广告环境，不仅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也是支撑数字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石。美国在数字广告欺诈治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乃至全球数字广告监管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