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军统女特工王宝云被绑在老虎凳上，已经加到第三块砖，她疼得大汗淋漓。日本宪兵还不罢手，又加上了第四块砖，坐老虎凳，大多数人的极限就是四块砖，王宝云昏死过去。 冷水劈头盖脸浇下来时，王宝云的意识是被刺骨的冰和腿骨碎裂般的疼一起拽回来的。她睫毛上的冰碴子还没化开，就听见日本宪兵队长佐藤的冷笑，那口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里，满是猫捉老鼠的戏谑。没人知道，这个刚满22岁的姑娘，三个月前还是上海法租界洋行里的打字员，指尖敲的是英文账簿，不是情报密电。她加入军统，全因半年前父亲的死——老父亲是闸北一家报馆的编辑，只因在报纸边角刊登了日军轰炸平民区的消息，就被宪兵队抓去，三天后送回来的是一具浑身是伤的尸体，连眼睛都没合上。 报丧的那天，军统上海区的联络人找上了门，递过来的不仅是抚恤金，还有一份特工招募令。王宝云没半点犹豫，她剪掉了留了五年的长发，换上了男式长衫，白天在洋行里搜集日伪的物资运输情报，夜里就化身街头小贩，把写着暗号的纸条塞在包子里传递出去。她的第一个大任务，是摸清日军在吴淞口的军火库位置，为了拿到图纸，她伪装成清洁工混进日军司令部，差点被巡逻兵识破，最后是靠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怀里揣着的假身份证明才脱身。那些日子，她的枕头下永远压着一把小匕首，想着一旦暴露就自我了断，绝不给敌人留活口。 这次被捕，是因为内部出了叛徒。和她对接的交通员被抓后，没熬过两轮刑讯就供出了她的住处。佐藤早就盯上了她这条线，想从她嘴里撬出军统上海区的完整联络网，这才搬出了老虎凳这种狠辣刑具。昏死三次后，佐藤见硬的不行，又换了软招，让人端来热粥和干净衣裳，还许诺只要她招供，就送她去日本留学，保她家人平安。王宝云瞥了眼那碗冒着热气的粥，突然笑出了声，她扯着干裂的嘴唇说：“你们杀了我爹，现在来跟我谈家人？”这话刚落，她就猛地撞向旁边的柱子，额头磕出的血溅在了佐藤的制服上。 她的硬气，让同牢房的难友都肃然起敬。隔壁关着的是地下党联络员老陈，之前还因为阵营不同对她有隔阂，可看见她被拖回牢房时腿骨变形的模样，老陈硬是把藏了多日的草药塞给了她。那些草药是治跌打损伤的，嚼碎了敷在腿上，疼得她直打颤，却也让她保住了一条腿。两人在牢房里达成了默契，不管是谁先出去，都要把对方的情报传出去。王宝云悄悄把日军军火库的位置用指甲刻在墙缝里，老陈则把地下党的新联络点告诉了她，在生死面前，党派的界限早已被民族大义抹平。 转机出现在第七天夜里，军统的营救小队摸进了宪兵队的监狱。负责接应的队员后来回忆，找到王宝云时，她已经站不起来，却死死攥着刻有情报的砖块，说什么都不肯松手。被抬出去的路上，她还在念叨军火库的坐标，生怕自己忘了。后来，靠着她拼死护住的情报，国军轰炸机精准炸毁了吴淞口的军火库，让日军的一次大规模扫荡计划彻底泡汤。 伤愈后的王宝云没能再回一线，腿伤让她落下了终身残疾，可她没离开情报战线，转而在后方负责破译电文。她总跟新人说：“刑具能打断骨头，却打不碎心里的念想，只要咱的国还在，就没什么熬不过去的。”她的腿再也没能伸直，可她的脊梁，却比谁都挺得直。 这种在绝境里的坚守，从来不是孤例。1940年的上海滩，有无数像王宝云这样的无名者，他们用血肉之躯织成情报网，用伤痕和牺牲，守护着暗夜里的家国希望。那些没说出口的恐惧，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化作了刑场上不低头的勇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