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的一天，上海的寒风凛冽，窗外的树叶在寒风中摇曳。 这个曾经在文坛写下《太平洋上的歌声》的才女，却用大半生时间背负着汉奸文人的骂名，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深入敌营的红色间谍。 关露的前半生活得像部反差强烈的电影。 出身山西汾阳官宦世家的她，祖父是晚清按察使，父亲是举人，这样的家世本该让她安稳度日。 但192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后，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她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加入左联成了夏衍的弟子，27岁就凭《新旧时代》被誉为左翼文坛最具灵气的女声。 1939年的春天，组织上交给她一个特殊任务。 当时潘汉年负责上海地下工作，需要有人利用与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的旧识关系展开策反。 本来想继续在文坛冲锋陷阵的关露，最终接受了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 组织要求她公开宣布脱离左联，在《女声》杂志发表亲日文章，昔日文友骂她叛徒，读者写信唾骂，她都默默承受。 走进极司菲尔路76号那栋阴森的建筑时，关露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里的危险。 两年内发生300多起暗杀事件的魔窟，进出的人都得提着脑袋过日子。 她故意穿着素雅旗袍，以探讨文学为借口频繁出入，利用李士群与日本宪兵队的矛盾获取情报。 在《春日》里写桃李凋零暗示抗日力量受挫，这些隐喻密码被地下交通员准确破译送抵延安。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不是一般人能扛下来的。 抗战胜利本该是解脱，关露却掉进了更深的深渊。 国民政府把她列进汉奸名单，《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而知道真相的组织因为保密原则没法为她正名。 昔日文友见了她都绕着走，只有阿英偷偷给她送些粮票。 她在霞飞路贫民窟靠缝补度日，把王炳南送的铜钢笔藏在枕头下，那是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相恋时的信物，也是她与爱人最后的联系。 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关露被牵连入狱。 牢房里她没掉过一滴泪，反而用那支钢笔写了30万字自传体小说。 狱警觉得这个女犯不像特务，倒像个教书先生，特许她读鲁迅全集。 1967年出狱后，她收养了个塑料娃娃叫小露，每天对着娃娃说话，或许是在弥补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思念和委屈。 1982年潘汉年案平反后，国家安全部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关键证据。 李士群1941年写给日本宪兵队的密信里，清清楚楚写着关露系重庆方面人员。 证据链形成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撤销原判，认定她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拿到平反通知书那天，关露摩挲着王炳南送的钢笔，轻声说我用它写过情报，也写过情书。 如今在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关露故居里，那台老式打字机还摆在窗边。 2019年出版的《关露文集》收录了她80万字作品，文学史家说这些文字填补了左翼文学女性叙事的空白。 和沈安娜、郑苹如这些同时代的女间谍相比，关露的故事更让人唏嘘，她用文学才华伪装，用沉默坚守信仰，在历史迷雾中独行半个世纪。 关露走的时候很平静，手里紧紧攥着平反通知书。 这个在文坛和情报战线都留下印记的女性，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暗夜行路者不需灯光，因心中自有星辰。 28年污名终究盖不住信仰的光芒，就像她诗里写的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笑看人间换了人间。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