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分配 劳动时间的长短本身不是一种自由的、个体化的选择，社会范式同样起到作用。一些高调的保守派政治家要求整个社会要“多工作”以促进 GDP 增长。然而大多数的工作岗位是由大型组织机构，而非个体或小微企业创造的。在这些大型组织中，关键的生产资料由企业管理层和远在他方的所有者们控制。管理层决定了劳动的形式，并规定了在这些有着最高生产率组织中工作的方式。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也会以利润的形式要求占用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自凯恩斯 1930年提出预言以来，不仅消费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利润同样也出现了爆炸式的攀升。因此，关于劳动时间的政策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职业道德”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劳动时间本身，是围绕着人类生命与身体所展开的分配斗争的物质体现。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对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肉体和精神层面上始终是令人感到疲劳的，直到今天这一基本状况依然未曾改变。 无论是在单个企业还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都是如此。贸易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实际上向国外“输出”了劳动时间。以德国为例，2024年的2400亿欧元出口顺差折算下来相当于 34 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约 200 万名全职劳动者一年的工作量。 当然，人们会说市场“必须”被开拓、利润“必须”被实现——这被视为对承担风险的回报，也被认为能为投资创造激励。但这又引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 如果我们说：“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因为投资者必须获得回报、必须有激励”，那么接下来就要问：谁的奢侈品消费欲望和社会区隔需求应该优先得到满足？我们又在强化怎样的权力结构？ 让我们再次回到凯恩斯。我们不应忘记，凯恩斯虽然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倡导“有意义的闲暇生活”的未来愿景之外，他同时提出了“利息食利者阶级的安乐死”这一著名观点，并强烈主张将重要的投资决策社会化。这正是他整个经济理论的核心要义。依赖私人投资者变幻莫测的情绪，只会导致一再重演的危机与衰退。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来促进繁荣，但对凯恩斯而言，真正自由的社会最终必须通过公共对投资的控制才能实现。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成立：如果在面向未来的重大决策上，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目光狭隘、粗鄙功利的商人身上，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呈现出的样子也就不足为奇——一个被真人秀、社交媒体网红和无孔不入的广告所主导的世界，一个由缺乏想象力的政客不断呼吁“更努力工作”的世界。 凯恩斯的预言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式的推演。它的目的既不是要机械式地预言未来，更不是要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拼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相反，他真正的意图是：促使人们以开放且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思考未来。在他的构想中，未来不是一种让人感到恐惧的威胁，而是一种承诺。当他在1930年写下这篇文章时，他所强调的正是一种根本性的乐观态度。 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假设既简单又极具说服力：未来将会截然不同，而且会变得更好。但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这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困扰我们的不再是匮乏，而是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份新的自由？我们会怎样处理这份“盈余”（Surplus）？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与对于1930年的凯恩斯而言，同样紧迫。对于他与我们而言，一场进步式的民主讨论不应从那些以 GDP 增长之名、诉诸“职业道德”的训诫开始，而应从对自身可能性的现实且坚定的评估开始。 附：八小时工作日的收入流向——德国 2024 年国民收入分配 一、资本所得（3 小时 05 分） 折旧成本：1 小时 35 分 利润：1 小时 30 分 二、国家（税 + 社保）（2 小时 28 分） 社会保险（雇主部分）：43 分钟 社会保险（雇员部分）：34 分钟 工资税：29 分钟 其他税收：42 分钟 三、劳动（净工资）（2 小时 27 分） 住房：47 分钟 其他开支：37 分钟 食品：20 分钟 交通：16 分钟 储蓄：16 分钟 休闲娱乐：12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