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提干失败的解放军阎连科办好退伍证后回了老家嵩县。一天，他正在田里播种小麦，一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在田里找到他，拿出一张纸说：“这是召回通知，限你在三天内按时归队。” 阎连科直起腰，手里还攥着一把麦种，整个人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退伍证明明已经揣在了怀里，军旅生涯随着火车的一声汽笛，已经在身后彻底画上了句号。脚下的黄土地，才是他往后要面对的真实人生。 提干失败，带着点说不清的失落回到家乡，他正努力让自己适应一个农民的身份，学习怎么把地种好。这个突如其来的召回，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湖。 来找他的，是团里的组织股长。干部看着他满脚的泥，递过那张盖着红章的纸，语气严肃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阎连科在部队时，是个有点特别的兵。他爱看书，爱写东西，训练之余总捧着书本，还往报社投过稿。 但这在当时的基层连队，算不上什么“正业”，甚至有点“不务正业”。他想考军校，年龄超了；想提干，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最终没能成功。离开时，他心里是憋着一股劲的，也有些迷茫。他以为自己那点舞文弄墨的爱好，在讲究令行禁止的军营里，终究是个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 他按时归了队。谜底很快揭晓。原来，他退伍后，一位新到任的团政委在整理档案、了解官兵情况时，注意到了这个“喜欢写写画画的退伍兵”。政委翻看了他留下的些许文字，找他的老连长、战友谈了话，发现这个兵肚子里有墨水，是棵苗子。 部队正值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都稀缺，尤其是文化骨干。政委觉得，让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就这样回家种地，太可惜了。“四个兜”的干部找到田间地头，正是奉了政委的命令。 回到部队，阎连科被安排到了团图书室，当管理员。这个岗位，对当时的他而言，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天地。成排的书架，安静的环境，他就像一头饥饿的牛闯进了青菜园子，可以没日没夜地读书。 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写东西”了。部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让他为广播站写稿，负责出黑板报，编写一些教育材料。他不再是连队里那个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异类，他的笔，成了为部队服务的工具，他的特长，第一次被组织看见并赋予了价值。 正是在图书室那盏孤灯下，在完成部队宣传任务之余，阎连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小说，其中就包括后来让他崭露头角、根据家乡现实创作的《两程故里》。 文学，这个曾经让他感到孤独的爱好，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熔炉里，竟然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是那次意外的召回，改变了一切。 如果没有那位惜才的政委，没有部队对一名普通战士潜在价值的珍视与破格使用，阎连科的人生轨迹，大概率会沿着豫西山区一个农民、或许后来是一个农村教师的路线平淡展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中，很可能就不会有“阎连科”这颗风格独特、争议与光芒并存的星。 回过头看，这段“田埂上的召回”，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个人的命运转折。它生动体现了那个年代人民军队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重视人才，善于发现并培养人才。 它不唯学历，不唯资历，甚至在制度之外，也愿意给看似普通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这种对人的潜能的信任与挖掘，这种“不拘一格”的朴素智慧，正是这支军队能不断汲取活力、成长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阎连科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伯乐”；而军队的伟大，在于它有意无意地构建了一种能让“伯乐”去发现“千里马”的机制与文化。这个故事温暖而有力，它告诉我们，个人的才华与时代的机遇、组织的胸怀相遇时，会迸发出多么惊人的光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参考信源：人民网《他是作家阎连科，也是一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