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西安新挖出一座“汉代社畜墓，考古队员发现一块漆耳杯，杯底压着半张“长安西市劳务派遣契”，而棺盖内侧用朱砂写着：“上班勿念，已躺平。若扰我清梦，烦转告老板，本人劳动合同，已于元始三年到期。” 这块漆耳杯，见证了汉代打工人的日常。 墓主张三，生前在未央宫少府织室工作，日薪三钱，月休一日，只有皇后千秋节才能多休半日。 而这样的生活，与今天打工人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 要知道汉代公务员的工作强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996”。 居延汉简记载的仓曹日程，详细记录了汉代官吏的日常工作安排，这种精细化管理令人窒息。 而汉代打工人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 根据《僮约》记载，一个理想的家奴需要掌握101项技能，从晨起洒扫到夜半磨豆，从织履编席到贩贸理财，堪称全能型人才。 而且汉代的绩效考核同样严苛。 在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了一个案例：效谷县厩佐张常因“马匹齿数不符”遭到“夺劳四月”的处分。 而这种处罚意味着四个月的劳绩被一笔勾销。 汉代的打工人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比方在东海郡功曹师饶的《元延二年日记》显示，其全年俸禄折合粟米约180石，尚不及《九章算术·均输》记载的雇工日薪标准。 而且到了汉代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劳动合同。 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四川资中县茶馆里，辞赋家王褒与家奴便了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严苛的劳动合同，《僮约》。 这份契约规定“奴当百役使，不得有二言”，短短八个字却涵盖了101项具体工作任务。 从家政服务到农业生产，从商业经营到文化技能，无所不包。 汉代的雇佣关系不仅限于家奴，还包括更戍制度中的“践更制”。 而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中的“庸券”，是书写于中原内地各郡，由庸者代雇者服戍役时带到边地的雇佣券实物。 这些雇佣券的发现，改变了传统认为雇佣券最早是十六国时期的看法，将中国雇佣劳动的历史提前了三、四百年。 其实汉代打工人们并非一味忍受不公，他们也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在“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完整记录了一起汉代劳资纠纷的解决过程。 公元26年十二月，甲渠塞障候粟君雇居延县的客民寇恩去觻得县卖鱼，议定工钱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 然而，这次合作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官司。 这起案例表明，汉代的劳资关系已经相当复杂，甚至有了专门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 而那时候的打工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面对繁重的工作和严苛的管理，汉代打工人们发展出了独特的解压方式。 这个在《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杂占十八家”，在北大藏西汉竹书《荆决》中得到具象呈现，这套用于决策占卜的竹简，堪称汉代“职场锦鲤”手册。 更有趣的是，居延汉简背面发现的官吏涂鸦：“长卿未归，功曹又催”，真实记录了汉代打工人的心声。 而这种苦中作乐的智慧，穿越两千年依然鲜活。 汉代打工人们最大的愿望，或许就是休息。 某片汉简上的奴仆刻字道尽千古打工人心声：“愿得三日闲，饱食卧南檐”。 原来两千年前的打工人，和我们渴望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带薪休假！ 汉代打工人的处境，与今天的职场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授官”到现代HR管理，官僚制的基因密码仍活跃在现代社会的组织DNA中。 汉代打工人王德的墓志铭“晨起理簿，夜半校籍，五载未归桑梓”，与今天的“996”工作制如出一辙。 北大简《赵正书》记载的“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与21世纪“钉钉打卡”制度形成跨时空对话。 然而，汉代打工人也告诉我们：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 M17号汉墓中“上班勿念，已躺平”的题字，是汉代打工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思考。 今天的西安古城墙下，汉代打工人的故事依然在延续。 那未央宫少府织室的机杼声早已消散，但M17号汉墓中那块漆耳杯，依然静静诉说着两千年前打工人的日常。 考古队员轻轻拂去耳杯上的尘土，杯底“日薪三钱，月休一日”的字迹清晰可见。 远处，现代西安的写字楼灯火通明，与汉代打工人的时空悄然重叠。 无论是汉代织室的张三，还是今天的职场人，都在追寻同一个梦想：工作有余暇，生活有尊严。 而这份跨越两千年的共鸣，或许正是历史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主要信源：（《启颜录》《汉书·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