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死刑犯张顺兴吃完“断头饭”，微笑着和母亲告别，然而就在临刑前最后一刻，他突然大喊一声：等会，我有话说！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刑场边上的早风透着股儿凉，带着水泥地特有的潮味。 张顺兴穿着整洁的囚服，蹲在角落里，慢慢把最后一餐嚼完，是一碗白米饭、两片咸菜，一个馒头。 这叫“断头饭”，吃完他就该走了。 他朝母亲笑了笑，像是在说，妈，走好，我先走一步。 可就在那一刻，所有人以为剧情已经结束，这个“连环杀人犯”却突然高声吼道：等会，我有话说！ 几个武警愣在了原地，整个刑场静得可怕，苍蝇飞过都嫌打扰气氛。 他的话并不多，只说了句：“把遗体捐给医学研究。” 所有人这才把目光重新落回这个早就“被定型”的男人身上，试图看清他到底是天生的恶人，还是活着被逼得疯了。 故事要倒回去，1998年，那是张顺兴第一次与命运翻了脸。 那年，他因故意伤害罪入狱，他进监狱那天，写了一封信给老婆，信纸抽湿了，内容干巴巴：“欠你这个家一辈子，如果你愿等，就等；不愿，我不怪。” 他老婆初中文化，一字一顿念完那封信，嘴角抽了两下，头也不回地走回家，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外头人谁问，她都说：“我们男人出远门了。” 八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真够憋的。张顺兴在里头成了“老好人”，识字的教人认字，不识字的替人写信。他还调解过几次狱友斗殴，被管教夸过“是个有脑子的”。 到2003年，他刑满出狱，怀里揣着一张村里开的“证明信”，上头写着“表现良好，自愿接受劳动”。 可那张纸，在现实面前算不上啥“通行证”。 他应聘过油漆工、电焊工、保安，全被一句话卡回：“有案底？” 结果只能去工地，干最脏最重的活，日薪不到50块，住在帐篷边，一沾雨，墙角就积水。 他没抱怨，说“熬过来了，我能忍”。 问题在于，有时候不是不能干，有时候是根本“活不到那个熬过来”。 2004年冬天，他工友借他500块钱，说是老母得了急病。那是他一个月工资。他没多想，当天就把饭钱省下来给了。 过两个月他发现那人天天拿着小灵通和女朋友短信甜言蜜语。他问那人啥时候还钱，那人嘴角撇着笑说：“你傻啊，信那么闲话。” 张顺兴当场没发飙，转身去了趟对方“病重母亲”的家，结果发现老太太根本没事，正在晒豆角干。 这口气他咽不下，说实话，这事没大到丧命的程度，但羞辱就是羞辱，你伸手帮人，他当你傻子。 那天晚上，他回到帐篷，头靠着墙，一点点把自己铺平了。 2005年的那个春天，他动了杀心。 那天出了三滴血，全还给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骗钱的工友，一铁锤，砸得干脆。 第二个，是姐夫。张顺兴的姐姐被家暴十几年，警察来过两次，调解、罚酒、写保证，结果还是晚上被拽出门暴打。 那晚他全身带着麻木感走进那个院子，一刀抹过。 第三个，是张顺兴小时候的老邻居，多少次家门口看到他妈被骂是“克夫命”，被泼水、扔石头、骂得狗血临头。张顺兴说，小时候他每天都想这个人死，现在他终于动手了。 但抓捕时，他没有逃跑，反而坐在原地，手上的血都还没擦净。他说：“终于不用怕了，他们不会再欺负我妈。” 这案子交到法院，原本想做精神鉴定，后来没成。律师尝试给他争“情感刺激”的减轻理由，但依照法律，三人故意杀害，没有任何从轻可能。 法院最后裁定：报复社会、动机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判处死刑。 那年正好国内司法系统在推进“临刑陈述”机制，张顺兴案子一度被当作反思个案，卷宗厚达几百页，就连他那个签署过遗体捐献承诺书的举动，也成了研究焦点，一个被贴上“恶人”标签的人，为什么还想着死后“捐给医学大学”？ 他的遗体最后送到了武汉一家医学院，张顺兴的标签未必只停留在“连环杀人犯”，他身上还有“底层崩溃代价”的烙印。 那几年，中国正在加快推进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帮扶、心理重建，还有劳务市场的信用平台建设。 是真正意识到，不能总等人犯了错，才去回头找他们是哪个环节断了链。 2005年是一个节点，过去那种靠“吃亏成全社会”的逻辑开始被质疑，人们不再说“你傻你善良”，而是开始问：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逼一个纯良人最后只能靠暴力为自己“争个道理”。 张顺兴也许不是真正的恶魔，但他活成了一个没有退路的恶人。 信息来源：大象微视《死刑犯临刑前面对记者，为何会有如此笑容，疯狂的背后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