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公安机关审讯一特务，他低声说：我抚养过伟人的孩子。
 
负责讯问的同志停下笔，这人叫董健吾，他们在档案里见过，1955年，内部肃反工作推进，董健吾因早年复杂经历，加上受潘汉年、杨帆一案牵连，被列为审查对象，他早年是牧师，又在上海地下党待过，和不少情报线人有过来往，组织上怀疑他有历史问题，甚至怀疑他曾为敌方提供过信息，才把他带来问话。
 
1930年，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许多革命者牺牲，留下的孩子没人照料，周恩来主持上海地下工作，安排革命互济会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和领导人子女，任务落到董健吾头上，他是圣彼得堂牧师，1927年秘密入党，1929年加入中央特科，以宗教身份做掩护。
 
他变卖青浦老家祖产，凑钱租下陶尔斐斯路两幢石库门房子，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成立，他当园长，对外说是教会福利机构，挂了宋庆龄题写的园名，还请于右任题字作掩护。
 
园内收了三十多个孩子，包括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子女，1931年初，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被秘密送到上海，杨开慧刚牺牲不久，三个孩子处境危险，组织上没明说他们是谁的孩子，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给三十元生活费。
 
他每天一早到幼稚园，查看孩子饮食起居，毛岸英年纪最大，懂事稳重，毛岸青话少，爱看书，毛岸龙最小，体弱多病，董健吾和妻子黄慧英一起照料，白天教他们认字，晚上安排轮流守夜，当时特务常在附近转悠，他出门买菜都要绕路，确认没人跟踪才回去，园内有情况，就用教会暗号传递消息。
 
1932年，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遭破坏，大同幼稚园被盯上，随时可能暴露，组织上决定解散幼稚园，孩子分散安置，毛岸龙那年因病夭折，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没人托付，董健吾带回家自己养，他辞去牧师职务，减少外出，靠做小生意和推拿维持生活。
 
中央迁往瑞金后，组织补贴中断，家里日子紧，妻子对两个孩子态度变差，有时吃不饱，还会受几句责备，1933年，兄弟俩受不了，偷偷离家，在上海街头流浪，捡破烂、卖报纸、擦皮鞋，过了两年苦日子。
 
董健吾四处寻找，1935年底才找到他们，兄弟俩衣衫破烂，手上脸上都是伤，他心疼，把人接回家，发誓一定要送他们安全离开，1936年，他受宋庆龄委托，去西安护送斯诺、马海德去陕北，期间认识张学良，他趁机向张学良求助，说有两个革命子弟，想送苏联读书，张学良答应，出了十万法郎作路费。
 
那年夏天，董健吾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儿子，经上海到法国，再转往苏联，把兄弟俩交给驻苏中共代表，才算放心。
 
完成这件事，他回到上海，继续隐蔽工作，抗战和内战期间，他利用旧关系传递情报，掩护过地下党员，也救过一些进步人士，他和国民党一些人员有往来，也和特务有过接触，历史关系复杂，解放后，他没要官职，在上海以推拿为生，不怎么提过去。
 
1955年审查开始，他的历史关系被翻出来，有人说他和国民党特务有勾结，有人说他隐瞒身份，他被带走讯问，压力很大，他知道自己早年经历复杂，说不清楚，直到审讯人员问到上海时期的地下工作，他才缓缓说出抚养毛岸英、毛岸青的经过。
 
他说的细节，和档案能对上，大同幼稚园的地址、创办时间、解散原因、毛岸英兄弟的安置经过、送苏联的过程，都有记录可查，审讯人员核对中央特科史料、上海地下党档案、张学良当年的谈话记录，内容一致，周恩来后来也确认过董健吾抚养和护送毛家兄弟的事。
 
审查结论慢慢清楚，董健吾不是特务，他早年是中央特科成员，抚养过领导人子女，护送过斯诺，为党做过贡献，1955年被抓，是受牵连和历史关系复杂导致的误会，一年多后，在周恩来过问下，他被取保释放，后来李克农专门让人照顾他的生活，1962年，他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1970年，董健吾在上海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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