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人凤去世后追认上将，却引发讽刺：难道戴笠还要向毛人凤行礼吗？
1955年3月1日清晨，台北忠孝东路贴出一纸公文：保密局撤牌，国防部情报局挂牌。车轮溅起的雨水里，许多特务人员站在门口，望着崭新的匾额，心里却盘算着同一个问题——谁来掌舵。
军统与中统的积怨并未因搬到台湾而消散。岛上北起基隆、南到高雄，原军统小组和旧中统联络点犬牙交错，互不通气，跑同一条线索，两拨人常半夜在巷口掏枪对峙；情报系统像一张缝了又拆的渔网，漏洞处处。

造成裂缝的祸根，可追溯到1943年的那包上海伪钞。那年冬天，日伪工厂精心雕刻的铜版流入租界，海关缉私处长赵世瑞查出数千张非法钞票，线头指向中统暗线。戴笠喝着茶，命毛人凤去上海盯案；徐恩曾坐在重庆，犹不知山雨欲来。
一番审讯后，军统拿到确凿证据。毛人凤把伪钞、口供一并送上陪都，蒋介石当夜拍桌：“党内怎容这种事！”两天后，徐恩曾卷铺盖。那一役，军统大胜，中统元气大伤，却也种下仇怨，待到台湾再度发酵。
时针拨到1955年元旦前夜，草山官邸灯未熄。书房里，蒋介石压低声音：“郑某人近来如何？”毛人凤答：“暗地扩张，人心不稳。”蒋又叮嘱：“盯紧他，别出岔子。”短短三句，情报版图的下一步已定。

不久，蒋经国主持“资料室”，把来自情报局、调查局、宪兵司令部的电报统统落在一张桌面。他按地域、番号重新编号，令旧军统骨干跑外线，原中统干员留内线摸排。表面统一，实则多重交叉监视：父亲要集中火力，儿子要分散风险，局中人唯有揣摩上意。
就在局面稍稳时，毛人凤的体检报告把一切打乱。5月初，他被诊断出肝癌，宋美龄亲自派专机送往纽约；美国医生切除肿瘤后坦言：最多一年。秋风起，毛人凤抱着厚厚的病例本回到台北，脸色蜡黄，却仍伏案签批。

病榻旁，他把张炎元、叶翔之召来，声音沙哑：“情报局不能散，记住要靠紧领袖。”交代完毕，他合上眼，再也没有醒来。那是1956年深秋，台北城细雨连绵，陪都时期最锋利的刀折在了病床上。
讣告贴出，军中议论纷纷。张炎元提笔起草追赠陆军上将的呈文，理由是“抗战有功、整合情报卓著”。蒋介石批了“可”，行政院却在会议上否决：情报首长不必比肩野战军大将。于是，总统府一纸“同意”，行政院一纸“不同意”，文件在夹缝里僵住。

更尴尬的是墓碑。亲属按最初批示雕上“陆军上将毛公人凤之墓”，石匠工钱已付，改字麻烦。开碑那天，几位老军统站在松柏间相视苦笑，有人低声嘟囔：“将官无号令，倒像笑话。”风吹过，纸钱旋在半空，落进深深土坑。
军衔闹剧并未阻止情报局运转。蒋经国把张炎元调往外线，叶翔之留守台北，分头盯住郑介民与美方来往。三年后，郑介民突发心脏病倒在酒店，再无后章。至此，情报局表面归一，但昔日军统、中统的裂纹仍隐在体制里，只是换了名字换了牌子，摩擦的声响依旧在长夜里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