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新片《抓特务》端午即将上映，胡歌演的应该是潜伏特务冯静波，这个人物身上极具戏剧性，潜伏了40多年，没有暴露，但国民党早已将他遗忘，最后因为忏悔，自首了。
由冯静波这个虚构的潜伏特务，老黑想到了另一个真实历史中的潜伏特务万国雄，这家伙的故事再次证明了一点，历史往往比虚构更加的离奇、荒诞。

万国雄，1925年3月12日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地主家庭。1943年，18岁的万国雄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三青团，第二年又加入国民党，成了一名“三青团”训练股长，还担任了反动刊物《中国学生报》社长。
他利用在校生的身份，监视、调查并殴打进步学生，肆意镇压“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万国雄匆匆收拾了细软，跟着蒋经国青年军一路南逃到广西柳州。
在柳州，他化名王秀娟，男扮女装，以女记者身份进入一家报社任职，继续散发反动言论。
柳州解放后，万国雄的上级命令他前往上海潜伏，伺机活动，而万国雄那一颗异于常人的心，也从此刻萌生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

1950年10月，万国雄来到上海，他找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谎称自己是一位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女性大学生，恳求借住。
获得批准后，他住进了淮海中路附近的一间女子宿舍——也正是圣玛利女子宿舍。在女宿舍，万国雄认识了陈筠白——一个被富商丈夫抛弃后无依无靠，只能靠做手工书签等小活计勉强维生的女子。
两人“同病相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不久，两人搬出了集体宿舍，在雁荡路55弄租了一间屋子合住。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万国雄把王秀娟这个化名换成了王嘉娟，每天穿着一身修身的旗袍，脸上涂着胭脂，抹着口红，头上烫着波浪大卷发，踩着高跟鞋走进弄堂。陈筠白窥见真相后，没有检举揭发，而是由姐妹变成了情人。
万国雄的伪装，平常非常细节，但一次意外还是让他露出了马脚。
1953年夏天的某个雨夜，弄堂治保主任沈大妈发现了一只从楼上掉落在地、缝制手法拙劣的乳罩，恰好从六号楼三楼下楼认领的王嘉娟，被沈大妈当场看出了破绽：一个精装摩登的女人，脖子上的喉结异常显眼。之前弄堂里大饼铺的摊主也曾在一丝风吹下看到这位“小姐”的高领缝隙里露出了喉结，觉得他穿着透明丝袜的腿上好似长有男人的体毛。
治保主任随即向辖区派出所报案，但时隔多年，仅凭外形硬去抓人，于情于理有些说不过去。

就在警方犹豫不决时，一封远在四川成都的检举信送上了门。
写信人是成都市一家银行的年轻女职员——万玉珍。她在信中写道：“本人为共青团员，现检举亲兄万国雄隐藏上海，从事反动活动。”
原来，万国雄在1953年给四川老家的一封信，信末署着王嘉娟的名字。家人起初以为是信送错了，但打开信封，他们看了几行字便惊呆了——那是哥哥万国雄的笔迹。
妹妹万玉珍是一名共青团员，面对哥哥可能逃亡台湾、且战战兢兢想借一封家书刺探家人的猜测，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毅然写下了这封大义灭亲的举报信。
有了这封信，警方随即对万国雄的档案进行复核：男，四川绵阳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1948年在南京失踪——国民党员，三青团成员，身上背负多起辱骂、殴打、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
而就在这时，又有一名群众走进了派出所，向公安员报告了一条看似无关却极其致命的线索：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王嘉娟，最近频繁给香港寄信，信的内容大多谈到“大陆人民生活艰苦、物资匮乏”。一个“女子”，整天给远在港台的反动媒体撰稿泼脏水，那不正是赤裸裸的特务行为吗？

1955年底，上海市公安机关对万国雄实施收网。
破门的那一刻，万国雄和陈筠白还穿着旗袍并排依偎在一起睡觉。在审讯室里，上海警方请来了法医对王嘉娟进行身体检查。法医当场确认：这个自称女性的“王嘉娟”，身体全部器官都显示为男性。铁证如山，万国雄无法再抵赖，终于招供——他承认了自己男扮女装、化名王嘉娟的特务行径，也承认了自己长期向境外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传送有关上海的各种情报。
1956年2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万国雄无期徒刑。当年3月26日，上海市在雁荡路55弄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专门揭露万国雄长期男扮女装混入群众当中、危害党和人民利益这一重大案件。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上海滩都震惊了。
然而，万国雄的故事并没有在1956年结束。
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减刑为有期徒刑15年，有材料记载他1974年刑满释放。
而出狱那天他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他马上写了一封申诉信，寄给了人民法院，信中说：自己的男扮女装只是从小就有的一种“特殊癖好”，根本不是特务行径，“我本无罪，为何冤枉我？”
法院重新梳理案宗后予以驳回：以王嘉娟化名向海外多次传送反动文稿，证据确凿。
但万国雄仍不死心，1978年，他又一次试图为自己“平反”。
这一次，法院依旧没有通过，而这个从青年时代就男扮女装的“王嘉娟小姐”，至此才彻底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