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初的红军，刚走完湘江战役的血色突围，8万多兵力折损过半，剩下的3万多人疲惫不堪，身后是国民党的重兵围堵，脚下是陌生的西南山地，当时的中央领导层里，博古、李德照搬苏联军事经验，坚持阵地战、堡垒战的打法，把红军拖进了死胡同，上到高级将领，下到普通战士，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再这么打下去，这点家底就要拼光了。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遵义会议的批评声，并不是毛主席第一个站出来打响的，会议第一天，博古先作总结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多归为敌人太强、白区配合不够等客观原因；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军事指挥的责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拿着和毛主席、王稼祥一路行军商量出的提纲，站出来作了著名的“反报告”，他系统点出了三条核心错误：进攻时搞冒险主义，硬拼强敌；防守时搞保守主义，分兵抵御处处被动；转移时搞逃跑主义，带着辎重搬家式行军，完全丢了红军运动战的优势。

这番发言不是个人情绪宣泄，而是政治局核心成员的集体反思，直接把会议从“检讨失误”拉向了“纠正路线”的轨道，给整场会议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

直到这时，毛主席才作了长篇发言，把军事教条主义的问题讲透：打仗不能照着书本死套，敌人在变，地形在变，战术就得跟着变，这番话当场就引发了争议，凯丰站出来激烈反对，说毛主席打仗全靠《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根本不懂马列主义的正统理论，话里话外都是当时留苏干部普遍的认知：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面对指责，毛主席没有拍桌子争论，只反问了一句：你说《孙子兵法》，那你知道它一共有几篇，第一篇讲的是什么？一句话问得凯丰答不上来，他自己也没认真研读过这本书，不过是拿“土办法”当靶子而已。

但遵义会议当场并没有直接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毛主席，会议的正式决议，是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人，毛主席作为常委协助决策。

真正完成最高领导权的平稳交接，是在会后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博古正式交出总负责人职务，由张闻天接任；再到后续的扎西会议，才正式通过完整决议、完成全部分工调整，换句话说，这场伟大转折不是三天开完就大功告成，而是分步骤、讲程序，在行军路上逐步落地的，这本身就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

而这场会议最珍贵的地方，还不止是选对了正确路线，更在于它守住了“对事不对人”的政治品格，博古虽然卸下了最高职务，但始终留在中央领导层，负责宣传和理论工作，后来延安整风时他还坦然说，当年把自己换下来，既是救了党，也是救了自己。

凯丰就更有代表性，遵义会议上他反对得最坚决，可亲眼看着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把红军从绝境里带出来之后，他很快就心悦诚服，主动向中央承认错误，之后一直坚定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毛主席后来评价凯丰“知错就改，不搞阴谋”，始终对他信任重用。

没有清算，没有打压，没有人身攻击，大家争论的从来不是个人的面子和权力，而是“怎么才能把红军带出死局”，判断对错的标准只有一个：实践说了算，战果说了算，反对者可以保留意见，但组织决定下来就坚决执行；一旦事实证明自己错了，就光明磊落地认错改正。

回头看这段历史就会明白，遵义会议的伟大，并不是诞生了一个完美的领袖，而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它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不再迷信远方的指挥棒，不再死守书本的旧公式，而是踩着中国的土地，用中国人的智慧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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