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4岁的粟裕大将，向中央请求"我想回家乡看看"。经过一番讨论，中央拒绝了将军的请求。将军眼含泪水，满脸悲凉。

那时候他正住在解放军总医院。

那年年初他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医抢救，身子一直没能完全恢复，说话有时候也不太利索，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他开了口——不是随口一提，是躺在病床上认认真真说出来的，工作人员把这句话一字一句记了下来，送到了上面。

医院的意见很明确：以粟裕大将目前的身体状况，承受不住从北京到湖南的长途跋涉。

中央经过讨论，结论和医院一样。

消息传到病房那天，粟裕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眼眶慢慢红了，泪没有掉下来，就那么含着，过了很久，才把脸转向窗外。

说起来，他离开会同，已经整整五十七年了。

那是1924年1月，17岁的粟裕背着一个旧包袱，瞒着家里走出枫木树脚那条小巷。

他原本是被父亲拦着的——家里不让他外出读书，要他留下来记账，可少年人心里早有了主意，路费不够，写信回家要，父亲让哥哥来接他，他又走远了一截，怕被哄回去，再写信叫父亲直接把钱送来。

父亲见他去意已决，到底是流着泪，送到了村口。

父子谁都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最后一面——粟裕投身革命之后，父亲不久便病逝，他没能回去奔丧。

那天离家，坐船顺沅江往下走，路过清浪滩，大浪把船颠得险些翻覆，他坐在船头写下一首诗：好个清浪滩，浊浪三丈三；船在浪里走，如过鬼门关。

一个十七岁的毛头小子，劈着浪往前走，头也没回。

谁能想到，这一走，竟是再也没能走回来。

不是不想回，是这几十年的事，一件接一件压着，始终腾不出手来。

尤其是1958年之后。

那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受严厉批判，被迫三次登台检讨，随后从总参谋长职务上撤换，调去了军事科学院。

从那以后，整整三十年，他都在政治的阴影里过日子。

夫人楚青后来说过这么一句话："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

这三苦连着三苦，回乡这件事，其实他不是不想，是一直找不到一种坦然的心境，去踏上那条路。

直到1981年，病倒在床，自知时日无多，他才终于开了这个口。这是他主动向组织要过的唯一一件事。

结果还是被拒了。

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中央婉拒之后，安排了另一个方案：老部下、时任副总参谋长张震，带着秘书朱楹等人，借一次外出调研的机会，专程绕道湖南，到了会同枫木树脚旧居，在那里拍了不少照片，又带上乡亲们送的土特产，一并送进了北京的病房。

张震把相册轻轻递到他手里。粟裕低着头一张一张翻，翻得很慢，没说话。

张震坐在旁边，没催，就那么等着。翻到某一张，他停住了，盯着看了好一会儿，脸上浮出一点笑容。

张震轻声问："认出来了？"他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这是许多天来，病房里头一回见着这样的表情。

这算不算回去了一趟，不好说。

是别人替他看的那些地方，带回来的是别人眼睛里的会同。但他接受了这份替代，翻完那本相册，再没提过要回去的事。

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病逝，年七十六岁。

临终前留下遗愿：不举行追悼会，骨灰撒向他打过仗的战场——浙江、福建、江苏，那些三年游击战熬过来的山头，那些华东战场上的旷野。

最后，他没有回到湖南会同，骨灰也没能落进故乡的土里，而是留在了他一生走过的那些关口上。

走出家门那年，他写过：船在浪里走，如过鬼门关。最后，他把自己留在了那些关口里。

文章来源：粟裕纪念馆大事年表；《张震上将和粟裕大将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