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向凤凰网财经等媒体披露了TCL在AI领域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过去几年TCL在AI方面累计已实现效益约25亿元。其中，仅2025年一年，TCL华星半导体显示领域AI带来的效益就约达6亿元人民币。
李东生表示，TCL一直强调“AI向实”——作为实体企业，AI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必须能看到实际效益，要设定可达可及的目标。经过四年多的探索尝试，TCL已取得不错的成果。
在具体落地层面，TCL从两个方向推进AI应用：
第一个方向，是将AI导入生产制造体系。TCL华星率先在半导体显示产业导入AI技术，建立了自己的垂域大模型体系——“星智大模型”，同时TCL实业也基于智能终端产业建立“伏羲大模型”，TCL中环基于新能源光伏产业建立“深蓝大模型”。
其中，星智大模型X-Intelligence3.0是半导体显示行业首个强推理垂域大模型，位列2025年全球工业大模型显示领域第一。目前AI已支撑软件研发效率提升30%，器件研发效率提升75%。
目前TCL已上线超1万个智能体，形成约500名“硅基员工”，覆盖超30%的工作流。
第二个方向，是开发AI驱动的终端产品。李东生介绍，TCL雷鸟创新眼镜目前在国内AR和AI眼镜市场中份额最高。他判断，AR和AI眼镜有望成为未来智能终端的重要入口。他还提到，AI眼镜领域的创业公司“搜索结果一个屏幕都放不下”，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表明这一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赛道”，TCL未来还将继续深化AI应用。在他看来，企业发展必须紧跟AI浪潮，“不能让自己被淘汰”。
（以下内容整理自媒体群访速记实录）
提问：本届达沃斯论坛重点关注“规模化创新”。从TCL的发展实践来看，什么样的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从单点突破走向规模化应用？您认为未来最具产业价值的创新方向集中在哪些领域？
李东生：我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制造业发展到当前阶段，创新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更多是在某个技术点上实现突破，现在则是整个行业的突破；以前可能更多在应用端，现在则延伸到基础材料、核心技术乃至整个产业生态链。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广度的拓展，使创新开始产生规模效应。任何经济形态要取得更好的效益，都离不开规模的支撑。
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在多个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创新能力。以我们所在的半导体显示产业为例，中国企业进入这一领域不过20年。在这个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中，我们用了大约20年时间就成为全球领先者之一。在液晶显示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当然，在OLED、Micr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方面，竞争仍在持续。
这样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从跟随学习到逐步建立领先优势，经历的是整个行业的多领域创新，而这种多领域创新又形成了产业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国液晶显示产出已占全球70%以上。这样的规模反过来又为持续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类似的效应在其他产业领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也是厚积薄发，这些创新都体现为行业性创新和规模化创新。
提问：AI大模型在终端侧的落地已经从噱头走向实用。TCL的电视、手机、白电等智能终端，正在发生哪些根本性变化？
李东生：坦率说，终端产品形态的变化目前还是渐进的，还没有出现颠覆性的产品来取代当下主流产品形态。
在AI应用方面，TCL主要从两个方向推进，力求产生实际经营效果。我们一直强调“AI向实”。作为实体企业，AI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必须能看到实际效益，要设定可达可及的目标，比如如何将AI技术，特别是语言大模型，导入科技制造业的生产和产品体系。经过四年多的探索尝试，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第一个方向，是将AI导入生产制造体系。我们率先在TCL华星半导体显示产业导入AI技术，建立自己的垂域大模型（星智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围绕产业应用场景搭建，算力方面得到了合作伙伴的支持。应用效果体现在产品开发、质量管控、工艺优化等多个环节，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并最终反映在经营效益和财务指标上。去年仅华星半导体显示领域，AI带来的效益就约达6亿元人民币。过去几年我们在AI方面累计已实现效益约25亿元，未来还将继续深化应用。
我们在华星建立了星智大模型，在智能终端建立了伏羲大模型，TCL中环建立了深蓝大模型。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中环领先板块，也建立了依托半导体材料工艺的大模型。这些模型的持续建设和迭代升级，将有效支撑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个方向，是开发AI驱动的终端产品。我们的雷鸟眼镜目前在国内AR和AI眼镜市场中份额最高。当然，这个产品仍处于发展初期，但业界普遍认为AR和AI眼镜有望成为未来智能终端的重要入口。此外，我们还开发了AiMe陪伴机器人，尝试用新技术带来全新的产品体验和情绪价值。
总体而言，企业发展必须紧跟AI浪潮，不能让自己被淘汰。
提问：AI时代到来后，TCL最大的机会在哪里？最大的担心是什么？TCL希望在这一轮AI产业竞争中占据什么位置？
李东生：AI的机遇最大是什么？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找。首先AI技术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企业必须要跟上AI技术的发展。AI应用已经加快渗入到不同的行业，特别是在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所以哪些应用是带来最大价值的，大家都在探索。
首先从制造业来看，我认为在传统制造业里、在自己企业内部是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像DeepSeek、智谱这样的大模型公司。AI大模型这种全新的技术是有另外一个组织形态和运营模式。作为制造业，更多要在AI技术应用方面走在前面，这样才能够保持企业竞争力的领先。
提问：今年被称为“AI硬件元年”，达沃斯也有议题探讨AI如何真正落地。比如马斯克要把Neuralink推进到量产阶段，脑机接口走的是植入路线；TCL雷鸟做智能眼镜，走的是佩戴路线。您怎么看待这两种AI走进大众生活的路径？
李东生：我不是AI技术专家，所以关于脑机接口了解的很少。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脑机接口，那可想象的空间就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引起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AI应用端，目前是在技术可及、能力可及的领域争取一些AI应用产品的开发。像雷鸟眼镜，已经做了六年了。从在实验室里积累技术，到单独列出一个公司，经过多轮的融资，能力、业务在一步一步的发展。从现在来看，我们坚信当时选择的产品技术路线是正确的。现在这个行业里都认同AI、AR眼镜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前景。
一个指标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跨国公司，现在是Meta这个规模的很多跨国公司一直在做研究，他们的产品也许在未来的12个月，也许更短的时间，可能会在市场发布。这些大的科技企业进入到这个产业领域，一定会加快推动产业技术的进步，加快推动产业链的生态的形成。所以回想起来，这条路选对了。
另外一个指标，AI眼镜公司的搜索结果一个屏幕都放不下。现在有很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也成立了很多的公司实体。这也代表整个市场对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机会的认同。虽然最终在竞争中能够持续发展的可能不是太多，但是这个趋势表明这一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赛道。
提问：在海外再造5个TCL，在TCL的构想里，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路径去实现？
李东生：
具体来讲，实际上这也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怎么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怎么看中国工业，实际上就是看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我们看到，中国并没有追求贸易顺差的最大化。办进博会实际上是开放市场、鼓励进口。今年1到5月份进口的产品增长了20%，这个增长率是高于出口产品的增长。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增长，可能不能单纯输出产品。我一直提要从输出产品到共建能力。
消费电子和家电领域，以及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像半导体显示这些产业，在中国已经非常有优势，未来一定要在全球能够进一步巩固这个优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是必须要从输出产品到向共建能力的转变。另外全球的经济格局重构，也要求全球的供应链要有所改变，不是我们想改变，而是全世界的经济规则在变化当中，促使我们一定要改变。
就供应链而言，以前更多强调效率。所谓效率就是速度加成本。现在除了效率的优势是必须要有的，还要考虑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韧性。疫情和贸易摩擦对供应链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能够把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可靠做得更好，这样就更能应对这种变化的情况。
就制造业而言，按照这个思路，现在是要在当地建立一个能够相对独立经营的实体。这个实体并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企业，而是在当地建立一个产业生态。我们要扎根当地经营，要能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更大的贡献。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这个变局当中的一个要求，就是经济发展均衡化。所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模式是需要做一些改变的。TCL做了一些尝试，到底这条路怎么走？我们也会在这个探索当中，逐步形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提问：在海外再造5个TCL，目前TCL在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区域的进展各有差异，您认为哪个区域离这个目标最近？在推进独立经营实体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人才、资本，还是与当地监管体系的磨合？
李东生：我们在海外有五个业务大区，想要以每个大区为基础，形成一个区域的经营实体。现在都还在探索阶段，而且每个区域的情况不同，所以每一个“海外TCL”的模式肯定也不一样。
以拉美为例，当地主要国家都是高门槛，在当地生产是必须的，我们的产业也已经建起来了。但问题在于，拉美区域内各国的规则差异很大，国家之间的阻隔其实也蛮高。像巴西、阿根廷门槛很高，而同为拉美国家的智利、秘鲁，基本是自由贸易。在这个区域里，怎么才能经营好、做到更有竞争力，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适应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这个大方向。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数字：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2万亿美元，很大；另一个数字，中国制造业出口去年是1.9万亿美元，也非常大。未来，全球其他国家会不会接受中国继续、完全依靠中国来提供产品？这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我认为继续靠出口产品会越来越困难，还是要更多地把产业链、供应链放在当地，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TCL的全球化3.0模式，再造若干个TCL，都是基于中国经济在全球格局重构中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变化。企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也是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提问：您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最核心挑战是什么？您有哪些观察和建议？
李东生：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全球化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行业不同会有差异，更重要的是，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能力。全球化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你不能简单地说全球化对还是不对，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目标，这是企业能力的适配问题。
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分享一些看法。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30%，这个数字近几年变化不大。而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的评估也印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大约只占全球的20%。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10%的工业产出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长期来看，这种不平衡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解决。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未来的思考方式或许需要转变。不是只看制造业在中国GDP中占多少份额，而是要看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大企业，在未来中国GNP中能占多少份额。这条路并不是我们今天才面对，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今天的日本和德国，以GNP衡量的制造业规模要远大于以GDP衡量的规模。未来中国制造业恐怕也会走上这条路，这也正是我们全球化战略的方向。如果我们能把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就能更好地平衡全球投资和贸易，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所以中国制造业未来需要更多地站在全球视角，思考中国制造业在全球GNP中应该占多少份额、我们要争取占多少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