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敢死队攻入浙江巡抚衙门，并抓住了巡抚增韫，革命党准备将他处死，然而就在增韫万念俱灰，准备赴死之际，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
杭州最危险的时刻，并不是巡抚衙门被攻破，而是胜负已经分明以后。枪声渐渐停下，旧官府倒了，新的秩序却还没有真正站稳。被俘的巡抚增韫该杀还是该留，表面看只关系一个人的生死，背后牵动的却是旗营、百姓和整座杭州城。
1911年11月4日晚，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杭州，城内革命党人不愿再等，决定联合新军立即行动。战斗从深夜持续到5日凌晨，各路人马分别切断通讯、控制城门、夺取军械和重要机构，主攻巡抚衙门的敢死队则负责打开最关键的一道口子。
抚署失守后，增韫被起义人员从院内搜出。昨日还是一省长官，此时已失去兵权，也没有退路。刚经历过搏杀的士兵情绪激动，有人主张立即处决他，既可惩办清廷大员，也能向外界表明革命不是虚张声势。增韫清楚自己的处境，只能等待发落。
但杭州的问题远没有随着抓住巡抚而结束。城内旗营尚未缴械，人数不少，武器也在手中。起义军虽然占了先机，弹药和兵力却谈不上充裕。若旗营认定投降之后仍会被清算，最可能的选择就是死守。一旦双方在街巷开战，遭殃的不只军人，沿街店铺和普通住户也躲不过去。
就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的分量显了出来。他不是带队冲锋的将领，也不是光复会、同盟会的核心人物，而是浙江很有影响的立宪派士绅。此前他主持商办铁路、反对路权旁落，在商界和地方人士中积累了声望。革命各派需要一个能稳住局面的人，旗营也相信他不会任意报复。
汤寿潜看待增韫，并没有只盯着“巡抚”两个字。增韫当然是清廷在浙江的最高地方官，也曾拒绝顺应革命形势，这些责任无法抹去。但他任内并没有被指为大肆聚敛、残害地方的酷吏；在咨议局、铁路和地方议政等问题上，虽然与士绅发生过争执，也并非每件事都采取强硬镇压。
因此，汤寿潜提出，不能因为增韫穿过清廷官服、坐过巡抚的位置，就不经审理把人杀掉。要追究责任，应当看他具体做过什么，而不能把官职本身当成死罪。这样的意见在当时并不讨巧，却给激动中的人群划出了一条线：推翻旧政权，不等于可以随意处置俘虏。
更重要的是，这番劝阻不是单纯讲仁慈，而是在算杭州会付出多大代价。增韫若被杀，劝降旗营的路便会被堵死；增韫若得到保全，至少能够让守军看到，放下武器未必就是送命。对刚刚光复的城市来说，少打一场仗，比多杀一个旧官更有实际意义。
11月5日下午，汤寿潜抵达杭州，被各方推举主持浙江军政事务。旗营方面愿意同他谈判，正是看中他的名望和相对温和的处事方式。经过交涉，杭州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增韫最终没有被处死，旧巡抚的命运，也成了新政权如何对待失败者的一次公开选择。
这件事还说明，革命能不能站稳，不能只看谁先冲进衙门。敢死队解决的是权力归谁，汤寿潜要处理的则是权力拿到手以后怎么用。前者需要勇气，后者需要克制。只有武力而没有规则，胜利很容易变成新的混乱；只有空谈宽厚而没有行动，也无法结束旧制度。
汤寿潜保住增韫，不等于认可清廷，更不是替旧官员开脱。他真正维护的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办法：有明确罪责者依法追究，没有查明大恶者不能凭身份处死。这个尺度让旗营看到了退路，也让城中百姓少了一层恐惧，杭州因此能够较快从战斗转入接管和安定。
在我看来，这场风波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发生在胜利之后。人在弱势时呼吁宽容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占据上风后仍愿意约束自己。汤寿潜没有迎合现场最激烈的声音，而是把一名俘虏的生死、数千守军的反应和全城百姓的安全放在一起考虑。这不是软弱，而是对后果负责。
我认为，杭州光复之所以没有滑向长期混战，既靠起义者迅速夺取要地，也靠有人及时为报复情绪踩下刹车。增韫是否值得同情并非重点，重点是新秩序能否做到不凭身份定生死。汤寿潜当时留下的提醒很朴素：推翻一个失去人心的制度，不能再用同样随意的方式对待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