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小学老师朱幼芳在清洗餐具时，手中的饭碗屡次不慎滑落，丈夫逗趣地调侃她：“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连个碗都拿不稳，”朱幼芳心中猛地一震，恐惧感如同潮水般迅速蔓延至全身，难道那个恶魔果真找到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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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乡村小学的老师朱幼芳在厨房洗碗，手里的瓷碗接二连三从指尖滑掉，哐当撞在水池边上。

丈夫黄鹤鸣也在同一所学校教体育，看到这情景笑着说，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连个碗都拿不稳。

朱幼芳听了心里一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她最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三十多年前，她父亲朱必潮也是乡村老师。

从拿不住东西、走路晃悠开始，一点点瘫痪，最后让一种怪病要了命。

其实这大半年，她自己就有点不对劲，走路老一瘸一拐，平地也莫名其妙摔跤。

她起初觉得是工作累，身体吃不消，就没当回事，更没去医院瞧瞧。

可那天碗滑掉的瞬间，她心里的那个念头冒出来了，父亲身上的怪病，不会遗传到她头上了吧。

后来她去武汉中南医院检查，医生确诊，她得了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跟渐冻人差不多，这种病目前医治不好。

脑子里管平衡和动作的那块地方慢慢缩水，病人一点点管不住身体，先走不了路，抬不起手。

到后头吞咽吃饭、呼吸都费劲，就这么清醒看着自己僵住不动。

学校知道她病了，主动说让她带薪在家歇着，好好调养。

可朱幼芳当场摇头，她说自己还能站稳，还能讲课，就想继续在教室里待着。

丈夫看着她每天晃晃悠悠站讲台，好几回摔得膝盖出血也不肯歇，心疼坏了。

他略一思索，从窗边截下一段钢筋，敲进黑板顶部，系上粗麻绳，为她编出一根拉绳。

从那以后，上罗学校二年级教室多了这玩意儿。

朱幼芳上课左手死拽麻绳稳身子，右手握粉笔一笔一划写字，一堂课下来常常汗流浃背。

就凭这根绳，她整整坚持了三年，一堂课都没缺过。

她父亲当年也是老师，得了同样的病，还在讲台上撑着教书，她现在接过来，继续在同一片土地上干着同样的事。

病越来越重，手抖得厉害，说话口齿也模糊了，有人担心这会不会耽误孩子学东西，可她咬牙顶着，每天摇摇晃晃去教室，站一天算一天。

丈夫帮她弄绳子，学校也支持她这样上课，她觉得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一天不倒就高举教鞭。

黄鹤鸣在家帮她准备课本，扶她出门，有时候她摔了，他就赶紧抱起来，继续往前走。

她说父亲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坚持到最后的，她不想半途撂挑子。

病让她走路像企鹅，平衡全乱，手里东西老掉，可她上课时那股劲儿让人看在眼里。

窗户边那根绳子用了三年，磨得发毛了，她还拽着它写字，汗水滴在黑板上。

孩子们上课看她拽着绳写板书，也慢慢习惯了。

三年下来，她没让孩子少一节课，手越来越抖，腿越来越软，但每天还是晃到学校去。

黄鹤鸣在家帮她准备课本，扶她出门，有时候她摔了，他就赶紧抱起来，继续往前走。

她说父亲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坚持到她不想半途撂挑子。

病让她走路像企鹅，平衡全乱，手里东西老掉，可她上课时那股劲儿，让人看在眼里。

窗户边那根绳子用了三年，磨得发毛了，她还拽着它写字，汗水滴在黑板上。

学校领导看过好几次，说她这样挺拼的，但也提醒多注意身体，去医院复查。

就这样，她在病痛里一天天过，教室里粉笔灰味儿，孩子们的笑声，成了她每天的支撑。

父亲的病遗传下来，她没躲开，可她选择了站着面对，继续教书。绳子帮了大忙，她拽着它讲课，三年没断。

有人说不该这样拼，建议早点歇着治病，她听了也点头，但脚还是迈向学校。

生活就这样，病来了，她用自己的方式扛着，教室墙上黑板擦痕迹累积着，绳子吊在那儿，见证她每一天的课。

孩子们长大点，也知道老师不舒服，还帮着递粉笔，她笑笑，继续写。

病进展慢，她抓住每一天，多讲点知识，丈夫每天接送，家里碗她不洗了，专心备课。

坚持下来，三年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她没后悔。

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她不得不离开讲台。

可她没闲着，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爱心妈妈工作室，专门照顾那些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她帮孩子们梳头、缝扣子、辅导作业，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直到后来口齿不清、听力减弱、视力下降，实在没法再帮孩子了，她才真正停下来。

丈夫为了照顾她，也辞了工作，只要打听到哪里有希望，就带她去治。

这些年家里积蓄花光了，可丈夫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说没什么好后悔的。

父亲当年也是这样，教了一辈子书，病到走不动了还让人扶着去学校。

她不过是做了和父亲一样的事。

那根绳子现在还挂在教室墙上，新来的老师没舍得拆，说留着做个纪念。

孩子们偶尔还会提起，说朱老师以前拽着绳子写字的样子，像在拉一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