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十几集法治剧《重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啊！

《重器》如实再现一段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法治体系尚未完善，人治思维普遍存在，催生诸多司法伤痛。剧集褒扬法治、批判人治的弊端，弘扬法律成为真正的治国“重器”，实现规则之治。

但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法制不健全，案件的判决常常受到行政的干涉与民意的干扰。以“邱阿桂杀夫案”与“乔至良强奸案”为例，都是以社会维稳、平息舆论作为理由，坚持要求判处死刑。审判长丁仲祥内心并不认同这样的判决结果，但是受制于时代大环境，只能无奈签字。

甚至为疑犯做辩护的律师，也因“与政府做对”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报复。但以陈一众、李乡等青年法律人为代表，他们持续抗争，法无明文不为罪，反对随意定罪。

袁亦方：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案。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哪怕目标是惩治坏人，也不能突破法定程序。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不需要人办案；人治≠没有法律。这就是《重器》这部电视剧带给观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