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成功，是莫言的悲剧，也是一个时期中国文化的悲剧！
把人性写成扭曲的欲望灵魂，把社会写血腥，把现实写荒诞，把历史写反动：这是莫言成功的手法和逻辑，也是诺奖选中的原因。
把黑白分明的历史模糊掉，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孤立掉，讴歌美化魔鬼，摧残女性母亲，用极端个例丑化和异化新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用幻觉和荒诞扭曲中国人的品行：莫言成功地用文学形象巅覆了那个民族最刻骨铭心的被侵略被“”三光“”被凌辱的历史，他也成功地符合西方意愿的把新中国发展曲折极端放大到社会人性的灾难。

2012年莫言获诺奖时，诺奖评委给他的颁奖词里明确写着：“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这段话跟国内主流文学批评界的认知几乎背道而驰，两边看莫言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东西。西方把他当作研究中国政治的“重要媒介”，而国内更多讨论的是他的叙事技巧和民间写作立场。

《丰乳肥臀》里上官鲁氏这个形象，莫言说是以自己母亲为原型写的，一个在战乱、饥荒、动荡中苦熬苦忍的母亲。但读者看到的是上官金童对乳房的病态迷恋，以及小说后半段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普遍堕落”的大篇幅描写。莫言自己承认这种风格变化是“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的”，但他无法改变。

《红高粱家族》里，同一件事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眼里黑白分明地颠倒：土匪余占鳌觉得胶高大队是偷枪的贼，胶高大队觉得抢土匪装备打日本人是正义的。这种写法把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彻底搅浑了。诺奖授奖辞夸的就是这个——“攻击历史和谬误”，但在国内批评者看来，这就是用文学把那段被侵略、被蹂躏的历史给模糊掉了。

莫言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苦难，而在于他把苦难写成了唯一。他笔下的人物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确实真实，但整个社会的向上力量、基层干部的担当、人民群众的韧性，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几乎找不到对应的文学形象。一个作家当然有权选择写什么，但当他用这种“全员恶人”的文学配方去迎合西方对中国的一贯想象，并因此获得最高文学奖赏时，这已经不只是个人选择了——这是一个时代文化评价体系的集体迷失。西方用他们的尺子量我们的文学，我们跟着拍手叫好，这本身比莫言的小说更值得反思。